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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霭堂（1981）等有关藏缅语声调起源的研究都清楚地证明了藏缅语的声调是独立于汉语的声调系统而从自身内部发生发展起来的，其条件就是声母的清浊、辅音韵尾的脱落、前缀语素的脱落等。藏语是藏缅语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之一，这一结论对声调标准的冲击很大，促使我国的一些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的研究。在1985年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寻找汉藏语系的同源词。张琨（1969，1971）主张确定同源关系要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同源词必须有严格的语音对应，并且在所比较的语言中都有广泛的分布。李方桂在1976年的《汉语和台语》一文中，曾找出了100多个汉语泰语之间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汉台同源词。这是李氏由同构标准转向对应标准的开始。国内学者也作了不少工作，比如严学（1979），马学良（1980），郑贻青（1980），陈其光、李永燧（1981），孙宏开（1981，1982，1985），郑张尚芳（1981），贺嘉善（1982），邢公畹（1983），张公瑾（1982），罗美珍（1983），李永燧（1984），毛宗武、蒙朝吉（1984），俞敏（1984）等都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具体的研究。不过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章在寻找同源词的时候仍旧或明或暗地依赖着类型学的标准，因此很少对汉藏语系由四大语族构成的假说提出疑问。这种暗中用同构作补充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语言的接触也会产生同构，这就必然会引出本来同源的诸语言因为其中一支和别的语言相接触而出现异构，因此结构和语源关系之间存在着四种情况：
（1）同源同构（2）异源同构
（3）同源异构（4）异源异构
同构只反映语言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既可能是同源带来的，也可能是接触带来的，因此在用同源词确定亲属关系的同时又补充同构的标准，并不能为同源增加证据，反而会使两个标准相互冲突，产生矛盾。为了弄清汉藏语系的发生学关系，必须使标准严格，彻底摈弃靠同构标准或补充同构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的方法。从1985年以后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对应标准和同构标准分开，集中研究以对应规律为基础的同源词，于是开始对汉藏语系四族说的假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由于不怎么依赖类型学上的同构标准，比较的范围也开始扩大，一些和汉藏系语言相邻但在类型上不相同的语言，如南岛语和南亚语也纳入了比较的范围。这就形成了对应标准的研究时期。
藏缅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国内外学者一般没有什么争议。争论最大的是侗台语的系属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1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邢公畹1983，1986，1989，1990，1991d，1992；罗美珍（1983，1992，1994）；2南岛语和侗台语都属于汉藏语系（邢公畹，1991a；b；c；郑张尚芳1993）；3侗台语和南岛语有同源关系，但由于受汉语的强烈影响，发生了类型上的转换（倪大白，1988a；b，1990，1994）；4侗台语和南亚语有亲属关系，但侗台语和汉语是否有亲属关系，没有下结论（王敬骝、陈相木1982，1983—1985，1985，1988）。至于苗瑶语，王辅世（1986）、陈其光（1990）主要从同源词的角度讨论了苗瑶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国内还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些不同的意见，不管其结论的可靠性如何，从依赖同构标准确定汉藏系语言的同源关系转到通过寻找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去确定汉藏系语言的同源关系，应该承认，这是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根据实际语言材料的研究而取得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进展，有重要的意义。在以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中，不管是印欧系语言的研究还是汉藏系语言的研究，都没有取消同构标准，因为世界上其他地区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如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而且，从操母语的角度看，说汉藏系语言的人口可能是世界人口之最，它们所提供的语言材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否定同源关系研究中的同构标准。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确定同源关系时否定同构标准，主要是从汉藏系语言的研究而不是从印欧语系的研究开始的。当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不能否认国外学者所作出的贡献。本尼迪克特（1942）、欧德里古尔（Haudricourt；A。，1954，1961）、马提索夫（1970，1973a、b）等在研究汉藏系语言和东南亚语言时都明确地说过，不能把同构作为确定同源关系的标准。应该说，国外的学者首先讨论了同构和同源不相关的命题，而我国的学者则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命题。
尽管我国学者在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找到了一些同源词，但国外以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仍认为这些都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这又引起了另一场理论和方法的争论：怎样区别同源词和借词？“关系词”的概念就是随着这场争论而出现的。这一术语给确实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词以一个临时的名称，表示这些词是借词还是同源词尚未最后确定。关系词出现在汉藏语系而不是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反映了汉藏语系语源关系的复杂性，也说明十九世纪以来历史比较法确定同源词的对应标准已经遇到了困难。这恐怕正是李方桂在七十年代以前采用同构标准而不采用对应标准建立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此为止，我们应该承认，李方桂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同构标准是很有远见的。李氏并非不知道对应标准的重要性，而是觉察到对应标准在汉藏语言谱系研究中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果然在中西方之间导致了关系词是同源词还是借词的大争论。本尼迪克特（1942，1972，1975）等认为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的关系词是借词，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而和南岛语有同源关系，提出汉语、藏克伦语的汉藏语系二族说。但是，本氏并没有提出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严格标准，基本上依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标准得出相关的结论。从方法论上看，要用考古学和民族学来证明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是有很多困难的，比如在南洋群岛发现了和中国南方相似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但很难证明这些石器是当地土著居民接受了大陆文化因子还是大陆民族的一支迁移到南洋群岛并取代了当地的土著。更重要的是，即便最终找到了用考古学和民族学证明语言发生学的方法，也并不能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取得了进展，因为语言学理论主要还是应该从语言材料的内部研究中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氏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上并不能说已经超过了李方桂，而李方桂（1976）、邢公畹、严学、罗美珍、郑张尚芳等坚持侗台语和汉语同源，王辅世等认为苗瑶语和汉语同源，邢公畹进一步认为汉语、侗台语、南岛语都同源，在方法论上也不比本氏弱，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根据语音对应寻找同源词，然后确定同源关系，而且在这些同源词中不乏最常用的生活词汇。正是有这样一些词汇的支持，王均（1984）主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马学良（1991）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等仍然坚持汉藏语系四族说的模式。
西方学者明确地申明，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例外只是少数，而且好些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原始母语经过千百年的分化后，总会在语族之间、语支之间、语言之间留下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同源词。至于借词，由于它们是零星借入的，尽管语音和原词相似甚至对应，但规律并不像同源词那样严格。因此，基本上可以通过严格的语音对应来区别同源词和借词。中国学者原来也都接受这些观点，但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中碰到了困难，因为语言分化的时间如果很早（比方说在远古），以后又各自进行了长期的、独立的发展，这样同源词就会保留得很少，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就很难建立，因而同源词和语音相似或对应规律不严格的借词就很难区分，而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之间的长期而广泛、深入的接触又会使这种区分更加困难。这正是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中，区分同源词和借词不仅对我国学者是崭新的课题，对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等国外汉藏系语言专家来说也是新问题，甚至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没有碰到过如此复杂的问题。因为印欧系语言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从原始印欧母语发生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受到其它语系的强烈影响，而印欧语系内部诸语言的接触很少破坏这些语言之间语音对应规律，基本词汇的对应规律线索比较清楚，词汇的相互借用也主要集中在文化词层面，借词的相似和基本词汇的对应规律并不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语音对应这个标准把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划进来而把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划出去。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问题在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中不是那么严重，而东亚和东南亚诸语言的语源关系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复杂。学者们开始发现，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讲得很清楚的用语音对应确定同源词的方法，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中却显得困难重重，难以据此解决汉藏系语言的系属问题。张琨（1969；1971）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找出“针、铁”在汉、藏缅、侗台、苗瑶语中的对应规律时，并没有绝对肯定它们是四个语族间的同源词。这些情况说明，我们有必要在坚持语音对应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标准。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学者已开始这种新的探索。严学（1979），郑张尚芳（1981），董为光、曹广衢、严学（1984），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分别找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