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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树达同时，自觉地进行汉语语源研究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沈兼士的“右文”说。汉语的形声字一般都是“形”在左，主义；“声”在右，主声，“右文”说就是通过形声字的“声”去求解意义，说明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据性的联系。这种学说肇始于北宋，盛行于清朝的乾嘉时期，历经近千年，不仅没有泯灭，而且还得到了发展，说明它在汉语语源研究中确有重要的地位。乾嘉以后，讨论“右文”说的学者很多，如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刘师培的《字义起于字音说》，等等，都是“右文”说的具体实践。这些论述的核心意思就是“同声多同义”，但语源的认识不大明确，思路也不够清楚。客观研究的需要呼唤着新的理论，沈兼士（1933）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就是一篇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论文。他具体地分析了“右文”说的历史发展，总结前贤的成就和弱点，而后提出“右文”的七种结构格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语源的讨论。“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他认为历史上研究语根的著作主要有《说文》《方言》和《释名》，但“其材料均有缺点”：《说文》拘泥于字形义，如“初”据字形从衣从刀而训为“裁衣之始”，这“祗是据形立义，假定古人造此字时所以取象之由耳。若云《说文》之训释，即语言之本根，言语之初，含义本当如此，则差以毫厘，缪以千里矣”；《方言》虽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通语”释“转语”，能“说明语言变衍之现象，较《尔雅》为具体，似亦甚凌乱”；至于《释名》，由于它“任取一字之音，傅会说明一音近字之义，则事有出于偶合，而难期于必然”。沈兼士由此认为，“如欲探求中国之语根，不得不别寻一途径。其途径为何？余谓即‘右文’是也”（169—170）。文章的材料丰富，分析具体，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右文’之说，与谓字学，宁称语学”（魏建功）；“您在这篇著作里搜集材料之丰富，与用心之精密，自使我非常的佩服，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后再用它来求音与义间的关系，不为许君的因形取义所累，这是先生的卓见，也就是右文对于古代语言上的一大贡献”（李方桂）；“盖此文将启后人研究汉语语根之源而为语源学打定一基础”（林语堂）；“弟觉字得义于声，故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亦相近，竟是一通则，拙稿亦颇详言之”（杨树达）；“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固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陈寅恪。上述引文均见沈兼士，1933，174183）。这些评价，沈文是当之无愧的。《推阐》一文确是汉语语源研究中一篇不可多得的论著。
杨树达的声训论，沈兼士的“右文”说，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声符的“声”为线索进行汉语语源的研究；碰到异符同声的“声”则用对转、旁转之类的原则加以系联解决。声符的“符”是后来产生的，比其所表示的语根要晚，以此为据来研究汉语的语源自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能提示语源的最早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项宝贵材料，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历史比较法虽然能研究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书面材料或其他材料的佐证，拟测出来的语言可能与实际的语言状态风马牛不相及，张三与李四的拟测也会是一人一个样。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效为什么以罗曼语族的研究为最佳？就是由于有众多的拉丁文书面文献资料的参照。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我们语言史研究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声训论和“右文”说抓住这一点无可厚非，何况“声”本来就代表“言”。它的缺点主要是不能用现代语音学的工具对“声”进行语音学的描写，因而难以完全摆脱“形”的束缚。
声训论和“右文”说是以国学为基础而进行的汉语语源的研究。《马氏文通》以后，西学东渐，有影响的学者大多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发展，视国学为传统语言学，缺乏“现代性”，不予重视，因而语源的研究脱离了传统，完全根据自己所拟测的上古音系建立词族，重建语源。这在方法论上显然有其片面性，不过也为汉语语源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它肇始于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而后王力、严学等循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进行各自的语源研究。
《汉语的词族》是WordfamiliesinChinese的翻译，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高本汉对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后一部分是以此为基础，根据开首辅音和韵尾辅音的配合情况分成十个类型，作为语源性词族研究的结构框架。这十个类型是：
K—NG型T—NG型N—NG型P—NG型
K—N型T—N型N—N型P—N型
K—M型T—M、N—M、P—M型
高本汉用他自己所拟测的汉语上古音标注汉字的读音，而后根据每一个字的首尾辅音的配合类型列出矩阵，把两千多个字一个个地填入矩阵中，而矩阵中的字则再根据音、义的相同或相通进行类聚分合，构成词族。现以第一矩阵为例，列表于后，以见一斑：
AwordoftypeKNG
1．景2．镜3．光4．晃5．煌6．旺7．莹8．耿9．映10．炯11．荧12．萤13．杲14．赫15．旭16．熙17．熹18．晓19．映。20．行21．徨22．往23．廷24．街25．巷26．遨。27．讲28．告。29．更30、改。31．麴32．酵。33．迎34．逆。35．……
这一矩阵一共152字，35以后的例字略。用“。”号隔开的一组字有可能成为一个词族，例如1—19，20—26，27—28……都可能是一个词族。词族内的几个字意义相同或相近，语音上存在着有规律的交替。我们可以选择27—28以及它后面的几组为例，作一简单的分析：
27kǔnｇtospeak；explain：
28kk；kｇtotell
29knｇtochange；alter：
30kｇtochange；alter
33ngiｎｇtomeet；goouttomeet：
34nｇiktogoouttomeet；goagainst；oppose。
各组内部的起首辅音相同，不存在交替现象；33—34是韵尾的交替；27—28和29—30主要是元音的交替。高本汉特别重视元音的交替，认为“汉语上古音系由于元音的交替而产生了一个Ablaut系统，极其丰富多样，不愧为藏语的姊妹语言”（110页）。根据他的分析，元音交替的花样有近三十种，极其繁杂，29—30的a～、27～28的ǔ～ǒ的交替只是其中的两种。高本汉根据他所总结出来的交替规律说明词族的语音结构。这是高本汉以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为基础而向远古汉语攀登的一次尝试。
如果说，声训论和“右文”说以“声”为纲，那么高本汉的研究方法就完全摆脱了汉语传统研究的束缚，参照原始印欧语的研究，先建立上古音系，而后以此为基础，根据字义有联系的字的语音交替规律，建立汉语的词族。他认为汉字的数量虽然比印欧系语言的语素多得多，但那主要是“形”的问题，其实不少写法不同的字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一个“族”，犹如印欧系语言以同一词根为基础而构成的一组词构成一个词族那样。这种“族”与前面讨论过的词族很不一样，以拟测的音系为基础，与“声”无关。上面以开首辅音和韵尾辅音的不同配合而整理出来的十个类型就是高本汉为汉语词族的结构拟测的语音框架，把语义相近、语音上存在着交替规律的字归并为一个词族。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除了语音的拟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参照印欧系语言的Ablaut系统来解决字与字之间的语音差异问题。Ablaut是元音变换，属形态变化的范畴，像现代英语的bring～brang～brung、take～took～taken等的不规则变化就是原始印欧语的Ablaut的遗存。高本汉对汉语字族的语音结构的拟测为什么着眼于音节首尾辅音的配合类型，重点考察元音的交替，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确实，Ablaut在原始印欧语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精神对远古汉语的研究也不无参考价值，例如“一声之转”的“转”就可以从语音交替的角度进行具体的考察，但“依样画葫芦”地研究汉语的字族或词族不一定有多大的帮助。如前所述，汉语语源性字族的核心是有一个共同的义类，由“声”表示，但高本汉的研究根本不管这种义类，这就离开了汉语本身的结构基础。这样，如何确定一个字族也就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标准。高本汉自己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类的问题，因而对其研究的成效估价比较清醒，说了一段比较客观的话语（见第59页）：
下面列表（指前面列出的矩阵）的目的不是肯定各组的字同源，只是说它们可能同源。少数情况的亲族关系是极明显、肯定的，更多的是很可能，其余的只是至少值得探讨。故每一小族只能看成一种“架子”，其中所包含的材料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