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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面的语音学描写，为上古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后，董同、李方桂、陆志韦、王力、严学等继续沿着高本汉开创的途径探索前进，或修正，或补充，使上古音的研究尽可能地完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李方桂和王力两家，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多取李方桂的体系，而汉语的研究多据王力的学说。
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大体上都以切韵音系为基础，而切韵音系是一种人工拟测的音系，不是现实的方言，因而转用于上古音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考察自高本汉以来的上古音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弱点就是受切韵音系的束缚太大。比方说，切韵音系知、照系分立，而照又有照二、照三之别，因而上古音系也得为它们确立相对应的音类；切韵音系的韵母分开、合二“口”，每“口”各分四“等”，因而据此重建上古音系的二“口”四“等”的韵类结构；由于切韵音系的元音系统、韵尾与诗韵、汉字谐声所提供的线索有距离，无法根据切韵直接推断上古音的结构，因而不同学者的意见相互间就呈现出很大的分歧。这些问题都说明，上古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现在还不大成熟，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改进，使之日益完善。
第六章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2）
更新时间2010…6…8 16：09：12 字数：15619
高本汉研究上古音的方法论有一个重要的立脚点，这就是：现代汉语的方言及不到上古，无法用来进行比较分析，只能立足于切韵音系的结构上推先秦古音。这一看法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法的忠实反映，虽不能说“不对”，但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历史比较法的基本精神是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有对应关系的语音差异，去探索语音的演变规律，这固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它偏重于个别成分的比较，缺乏系统性，因而使用的范围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实，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进行系统的比较，从中找出音变规律的线索。着眼于这一点，汉语方言的差异无疑对上古音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比方说，闽方言的厦门音系，声母系统的辅音发音部位只有双唇、舌尖前（含塞和塞擦、擦两个系列）和舌根，没有唇齿音、舌尖后（卷舌音）和舌面音，与北京音系或其它的方言音系都有重要的区别。比较方言之间的这种呈系统性的差异，再联系书面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清楚地说明闽方言的厦门音系还没有经历过汉语史上的轻唇和重唇的分化、舌头和舌上的分化、齿头和正齿的分化以及舌根和舌面的分化，基本保留先秦两汉时期的声母系统的特点。根据这一线索去拟测上古音系的声母系统，就不会拘泥于切韵音系的音类分立，也不必像董同那样根据某些谐声字的接触为章组字拟测一套舌面中塞擦音c、c‘、ｆ等，而可以根据现代方言所提供的音变原理去分析声母系统的分化演变过程。根据现代语言变异的研究，语言现象容易发生变化，但支配这种变化的音变原理很稳固，古今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异，因而完全可以根据现实语言的音变原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徐通锵（1994a）根据这种系统的比较，用i介音的作用分析汉语声母的四大分化，对以往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汉语历史音韵中最复杂的是三等韵，而三等韵的实质就是含有一个i介音，根据现实方言的音变原理，它可以引起声母的各种变化，历史上汉语声母系统的四大分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简单、明确而有解释力的根据。所以，着眼于系统，着眼于音变机理，现代的方言对上古音的历史比较研究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不过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人们的探索和开发。
根据诗韵和谐声字的线索为韵尾系统拟测具体的音值，这也是高本汉对上古音系的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他认为阴声韵的韵尾收b；d；，阳声韵收m；n；；入声韵收p；t；k。这一拟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瓦特·西门（W。Simon）于1928年写了一篇叫做《关于上古汉语收尾辅音的拟测》的文章，认为一种语言中不可能同时具备两套同部位的塞音韵尾。他参照古藏语，主张将高的p；t；k改为b；d；，而把b；d；改为相应的浊擦音；；。林玉堂的《支脂之三部古读考》参照德语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古的i韵尾（之和尤的一部分）来自上古的ü，中古的i（、灰和尤的一部分）来自上古的ü，它们都不收舌根音。高本汉不同意林玉堂的意见，认为它解释不了诗韵、谐声和又读的现象，但对瓦特·西门的拟测，虽然认为这一推断过于大胆粗疏，但经过逐韵考察之后也肯定了一部分。李方桂也不同意林玉堂的拟测，基本同意高本汉的意见。后来还有好几位学者作了不同的拟测，但一般的看法是，确切的音值难以拟测，写法上不妨沿用b；d；，以资区别。这一韵尾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汉语上古音的音节结构基本上都是闭音节，汉语成了全是闭音节的语言。王力（1957，85）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的《汉语史稿》中提出相反的推断，认为“高本汉拘泥于谐声偏旁相通的痕迹，于是把之幽霄支四部的全部和鱼部的一半都拟成入声韵（收），又把脂微两部和歌部一部分拟收r尾，于是只剩下侯部和鱼部的一部分是以元音收尾的韵，即所谓‘开音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开音节是像这样贫乏的。只要以常识判断，就能知道高本汉的错误。这种推断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这一责难不是没有道理的。雅科布逊（1957，23）认为“某一种语言的拟测状态如果和类型学所发现的通则发生冲突，那么，这种拟测是值得怀疑的”，并说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种全是闭音节的语言。王力考虑到这种类型学的通则，因而否定了高本汉关于阴声韵韵尾的拟测，认为它们以i；u收尾，与切韵系统大致相似。这一解释虽然与类型学的通则比较符合，但是与我国的诗韵传统有矛盾，因为以元音结尾的韵和以塞音结尾的韵，尽管主要元音相同，彼此是不能押韵的。王力（1963，166）自己也明显地感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因而想用江永的四声杂用的理论去解决阴、入相押的问题：“不同声调可以押韵，至今民歌和京剧、曲艺都是这样的。甚至入声也可以跟阴声押韵，只要元音相同，多了一个唯闭音收尾还是勉强相押，这叫做‘不完全韵’。”这种解释太牵强，我国的诗韵，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都还没有带塞音尾的韵和纯元音的韵押韵的。至于类型学的通则，它是根据现在已经研究过的语言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而归纳的结论必须不断地根据新发现的事实予以修正。例如雅科布逊的通则中有这样一条：世界上没有一种全是单元音的语言。现在我们发现，上海方言就是一种全是单元音的语言，因而类型学的通则需要据此作出相应的修正。所以，通则如与语言事实有矛盾，那就得根据语言事实作出相应的结论。王力的意见经不起古今汉语的诗韵的检验，因而难以成立。如果没有新的强有力材料的支持，韵尾系统的拟测还是以维持高本汉的体系为宜。
韵腹中元音系统的拟测是重建上古音系的重头戏。高本汉以清儒的研究为基础，把上古韵分为26部。切韵音分开合二“口”，每“口”各分四“等”，高本汉认为上古音的结构格局和此一样，一等的元音为开口度较小的，二等为开口度较大的a，三等有一个辅音性的介音i，四等有一个元音性的介音i。中古同摄各等的韵的主要元音不同，相互不能押韵，而上古同韵部的字可以押韵，因而推断同部各等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应该相同或相近，大体上参照中古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的音值拟测上古各部的主要元音，其采用的方法和标准是：如果有线索说明几个中古韵母是上古一个韵部在不同条件下演变的结果，就适当归并，如果没有发现这样的线索，就假定它们在上古仍有区别；拟测出来的结果要既能解释诗韵和谐声的材料，又能对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作出合乎音理的说明。中国的学者如李方桂、董同等基本接受高本汉的研究途径，但对他的结论不全苟同，因而又引起了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
首先对高本汉的拟测结果发难的是李方桂。1931年，李方桂发表了《切韵的来源》，就高本汉拟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讨论。李认为切韵的来自上古的和；的分化条件是：在韵尾n；t；ng；k前，切韵的时代仍保持，在m，p；i；u前，如没有介音i，到切韵时就变成。这一发现说明了高本汉过去未能说清楚的中古一些重韵的来源。高本汉同意李方桂关于从到的解释，并说他在李文发表前不久，在《藏语和汉语》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对如此复杂的拟测问题达到一致的结果，真是令人高兴”。对李方桂的其他观点，高本汉大多表示反对。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同部各等的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的判断和理解。“相近”本来就是一个宽泛、模糊的概念，只能根据相应的书面文献材料作出尽可能确切的解释。李方桂就高本汉不同意《切韵的来源》的某些观点又于1932年发表了《东冬屋沃之上古音》，认为根据谐声和诗韵，东钟与冬东三不混，鉴于前者常与江（ng）押韵，因而可拟东为ong，钟为iong；又鉴于诗韵中o不与u混，因而拟冬为ung，东三为iung，高本汉把四个韵类的元音都拟测为o，解释不了诗韵和谐声的分而不混的现象。同样，李方桂发现屋烛不与沃屋三混，因而拟屋为ok，烛为iok，沃为uk，屋三为iuk。后来高本汉可能发觉自己的疏漏，在《汉语的字族》中对这些音作了区分，不过仍假定u，ü音响上接近而能互相押韵。李方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