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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传统的碰撞和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
汉语和印欧系语言是两种不同结构类型的语言，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两大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大相径庭，因而要实现两大传统的“结合”也就不能不是一种艰苦的历程。“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比较剧烈的撞击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季羡林，1997），汉语研究与印欧语的理论、方法的结合过程，情况正是那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撞击，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伴随着“五·四”运动而发生的“整理国故”和由此而展开的一场古音研究的大辩论。
“整理国故”或“整理国学”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起的一次颇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其目的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蔡元培，1919），“应该尽量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胡适，1919）。这种“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小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有重大的差异，前者讲系统、讲演绎推理，而后者重实证、重一字一义的解释。反映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认为旧方法“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发刊词还以音韵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比较方法的效用，认为“在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如BaronvonSta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然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与发刊词一起，《国学季刊》还发表了钢和泰（1923）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该文认为，研究汉语音韵的材料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汉语方言，二是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三是反切与韵表，其中汉外语的对音与译音尤以梵汉对音最为重要，“梵咒的音读因为有宗教的性质，故在中国古音学上的价值比一切非宗教的译音格外重要”。紧接着这篇文章，第2期的《国学季刊》又发表了汪荣宝（1923，241，255）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认为汉语的“a”元音是自己固有的，不是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来自西域。他根据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译汉音等材料，发现“同一语音，而在宋齐之后用歌戈韵字译对者，在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韵字为之；因恍然于汉魏时代之鱼虞模即唐宋以上之歌戈麻，亦即收a而非收u、ü者也”。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认为“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这些文章开始用新的、比较的方法对汉语的音类进行语音学的考释和描写，探索汉语音韵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汉语音韵的研究过去只局限于汉语自身的韵书、韵图、异文、诗韵、谐声等“死”的书面材料的分析，满足于音类的分合比较，既没有考虑如何利用广泛存在于汉梵、汉朝、汉越、汉藏等译音、对音中的资料，也没有考虑汉语方言、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语音演变的关系，用比较的方法对音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这种以“死”材料的分析为基础的历史音韵研究，固然是语言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但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深入，因为用方块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死”材料只能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比相关的资料，难以具体描述演变的规律；而且，“死材料”是“死”的，对它们的排比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山穷水尽”的状态，因为材料用完了，排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花样。所以，汉语音韵经过清儒的研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王国维，1940）。“等韵图的绘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于绝境”（赵荫棠，1957，315）。面对这样的情况，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潘尊行（1923，422）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认为它“只能使我们约略地知道古今变迁的大齐，不能使我们明白声韵发展的程序。这实由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读音不能古于广韵，参证不外乎谐声，音训，韵文，异文等类的缘故。讲到这里，我们可要感着比较语言学的需要了”。这一呼声代表了汉语历史语言学家寻找新的研究途径的心声。《国学季刊》的发刊词和钢和泰、汪荣宝的文章就是想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改进汉语音韵的历史研究，由于它符合语言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玄同在《古读考》一文之后写了附记，认为“汪衮甫君考明唐宋以上歌戈部读a音，魏晋以上鱼虞模部也读a音，证据确凿，我极相信”。林玉堂（1923）、李思纯（1924）也充分肯定《古读考》一文的价值，并提出一些补正性的意见。这些研究虽然还不是历史比较法，但无疑会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形成冲击，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相应的反驳。当时的国学大师是章炳麟，他看了《古读考》一文后马上著文反对，认为译音、对音不可靠，无法据此考订古音。此文一发表，徐震附和此说，但引起林玉堂、唐钺、汪荣宝等人的反驳，形成古音研究方法的一场大辩论。魏建功还为这场辩论写了一篇叫做《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的文章，进行总结性的讨论。
章炳麟是国学权威，他反对《古读考》，无疑增加了辩论的重要性。辩论集中于三个问题：能不能根据译音、对音考订古音？如何对待例外？如何理解语音演变的音理？辩论的核心是第一个问题。章炳麟（1924，110，111）认为“内典译音，自隋以上，借略取相似，不求谐切。玄奘、窥基、义净之书，译音渐密，然亦有疏者，如宋明人书译金元音不能正确，盖不足为典要矣”，至于日译吴音、汉音，则“辗转侏离，尽失古读……或欲据此倒证中土唐音，甚谬”。汪荣宝、林玉堂、唐钺等人针对章的论点，逐一加以驳斥。汪荣宝（1925，131）认为隋以前的翻译经师多为印度人，精通梵语和“华言”，“观其文词之美，可以悟其语学之优，译音细事，稍识文字者能之，何至兼精华梵若彼，不求谐切若此”，至于“前后译音之歧，皆古今音异同，吾人正可据以考见历代音韵流变之迹，而决不能以时势之古近，判译事之短长也”。林玉堂（1924，158）又进了一步，认为“倘若日译、高译、梵译及安南音，歌韵俱读a，证据相符，我们总不能不承认a音为歌韵的正读，非出于传讹的了”。这一争论是新、旧两种方法论的冲突，预示着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学派坚守旧日传统，而革新派也明显地带有“初出茅庐”的稚嫩的特点，对译音、对音的语言史价值作了绝对的肯定。固然，不同时期的译音和对音在拟测音类的具体音值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汪荣宝等人关于歌、戈韵的拟测也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但译音、对音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这一点毋庸置疑。章炳麟等人指出它们不能作为拟测的可靠根据，虽然说理不清楚、不充分，但应该承认其中有合理的因素。根据当时的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译音、对音在语言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已有明显的表现。首先是关于译音、对音的“疏”与“密”的问题。章炳麟等人据此强调谐切的困难，而汪荣宝等则认为是语音发展的结果，“前后译音之歧”正可以“考见历代声韵流变之迹”。其实，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疏”与“密”，而是材料的来源不同。当时，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我国新疆一带的古西域语进行考释，发现隋唐以前的中印文化交流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西域诸国的中介；佛经也不是直接译自梵语，而是转译自吐火罗等语言，“盖后汉魏晋代中国所传之佛教，大抵由西域龟兹焉耆间接输入，其时所翻译之佛典，亦大抵由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语焉耆语间接翻译而来。然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焉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