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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句式。现代汉语“把”字句动词后面紧跟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故不能还原为〔SVO〕句式。隋唐时期的“把”字句大多不带“保留宾语”和“偏指宾语”，故当时不存在这种“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的问题。带补语的“把”字句，如果把宾语放回到动词后面，就成了“动＋宾＋补”的形式，这在现代汉语不行，但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却是可以的。乙型处置式的形成有可能是用“将”或“把”字将〔SVO〕句式中的宾语提前的结果。
蒋绍愚还认为，乙型处置式是由丙型处置式发展而来的。除了继承先秦和汉代就已产生的甲型处置式以外，唐代新产生的处置式开始是以单纯动词结尾的，后来的处置式才在动词前面或后面加上了别的成分。也就是说，唐代新产生的处置式中，丙型处置式产生在前，乙型处置式是丙型处置式发展的结果。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也不同意梅氏对乙型处置式形成的解释。详参原文。
“把”字句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将各个时期的“把”字句作了全盘的考察和分析后，才能作出较接近实际的结论。诸家的讨论，将“把”字句的类型和产生原因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有意义的。
（五）近代汉语的被动式的研究
1被字句
王力（1957，1958）认为，被字句大约萌芽于战国，表被动的“被”是“被”的“蒙受”、“遭受”义发展来的。“被”字后带关系语，在汉代出现，南北朝时增多，并逐渐代替了“为……所”式。
“被＋动”是被字句的萌芽，但还不是真正的表被动的被字句。古汉语中，有些词可以兼属名词和动词，所谓“体用同词”，所以在“被攻”“被辱”“被围”等语句中，“被”后面的词的词性是不清楚的，故“被”究竟是动词还是被动的标志也是不清楚的。纵使“攻”“辱”“围”是动词，“被”也仍然可能是动词而不一定是被动的标志。因为古汉语中动词是可以做宾语的。
只有当“被”后带有关系语（动作的施事）时，真正的被字句才算产生。这个时代在汉末魏晋。
初期的“被”字句比较简单，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形式。许绍早、向熹、吕景先、袁宾对此有过研究，结论如下：
（1）有些“被”字句的谓语是一个固定词组，所以不能还原为主动句。
（2）带宾语的被动句。宾语是主语的一部分或为主语所领有，宾语就是主语（名词或代词）。
（3）非被动关系的被动句。
（4）“被”表示原因。
（5）“被”字句与“把”字句结合。
（6）被动句的谓语前面带“不”。
这些是近代汉语中“被”字句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同时说明了汉语的“被”字句与印欧语的被动语态不完全相同。
2其他被动式
（1）用“教”表示被动的被动句。用“教”表示被动始于唐代。“教”是个使役动词，为什么能用来表示被动？太田辰夫（1958）解释说：“使役也用于被动，是因为有意义上难以区分的场合。原来使役和被动的区分不在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或许所谓‘被他打’就是做了‘使他打’那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能把它说成‘使他打’。”他认为“教”表示被动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a。兼语动词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东西；b。表达造成了某种结果的感觉；c。和禁止相配合。
蒋绍愚认为，使役动词“教”“叫”“让”等用来表被动，是因为“教”作为使役动词，词汇意义很薄弱，其语法意义是表示甲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对于这一动作来说，“乙”就是施事者。“被”字的作用是在被动句中引出施事者。但在汉语中动词的主动和被动没有形态的区别，当具备两个条件时，“教”的语法意义就和“被”相同：a。“教”前面的名词不出现，或者根本说不清是什么使得乙发出某一动作。b。“教”后面的动词或动词词组可以表示被动，即必须是及物的，并且表示某一情况已经实现。至于“教”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东西，这未必是“教”由表示使役转为表示被动的必要条件。
蒋氏的意见很有道理，“使”“令”等词没有发展为表“被动”的“标志”，就在于“使”“令”的词汇意义很强，而“教”“叫”等词的词汇意义较弱，故语法意义得到凸现，从而发展为表示“被动”的标志。
（2）用“吃”表示被动的被动句。江蓝生（1989）认为，“吃”在唐五代引申为“蒙受”“遭受”义，由此虚化，变成了表示被动的助词。“吃”虚化为被动关系的助词跟动词“被”的虚化过程大致相似，是由“遭受”义而虚化为表示被动的。
张惠英（1989）认为《水浒传》《金瓶梅》《清平山堂话本》表被动可用“乞”，“乞”有“给予”义，“乞”表被动是“给予”义发展来的。而“吃”则为“乞”的借字。
我们同意江蓝生的意见。
（3）用“给”表示被动的被动句。这种被动句是从清代开始的。至于“给”的来源，学界有几种意见。
潘允中（1982）认为“吃”是居乙切，“给”是居立切，两字的读音是很相近的。因此，很可能近代汉语的“吃”后来转化为现代汉语的“给”。江蓝生（1989）指出，音居乙切的是“语难”即“口吃”的“吃”，与“”义无关。“”音苦击切，与“给”音相差甚远。
张惠英（1989）认为，表被动的“给”是后起的。“给”代替了《敦煌变文集》以来的“乞”。“乞”既可表给予，也可表被动。“给”正是承接了这一用法。
“给”是否是“乞”发展的结果，还难以肯定。但“给”为什么既可表“给予”又可表被动，倒是个有趣的问题。现代汉语南方方言动词“给予”和表被动的标志是同一种，太田辰夫（1957）认为，吴语中表示给予和被动的“拨”，来源于古代汉语的“畀”，“畀”分化出“俾”，表示使役，也可表示被动。由“给予”到表被动，是经过“使役”这个中间环节的。桥本万太郎（1987）认为，从理论上讲，“给予”这个意思很容易引申为“给对方让有机会做什么”、“容让”等义。似乎也认为由“给予”到表被动语义上的联系是通过使役的。但桥本认为汉语南方方言中表被动的“给”不是通过这种语义上的联系而发展来的，而是受亚洲大陆非汉语中“给予——被动”兼用式的影响。
“给”的来源还需要再探讨。
近代汉语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1。断代和专书的研究不够。断代研究有时有困难，原因是有些作品是跨朝代的，有些作品没有明确的年代。尽管有困难，这项工作还是要做。
2。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方言结合起来研究做得还不够。尽管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真正既熟悉近代汉语文献，又熟悉现代汉语各方言的特点的人不多，所以这种研究很难深入，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将近代汉语与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有关语言相结合进行研究，还相当薄弱。虽有人注意和提倡，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致力于此者不多，取得的成就就更少了。
4。将近代汉语与上古、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相结合来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不少学者的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仍有一些研究者只盯住近代汉语这一段，对它的来源和发展注意不够。
二十一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在这四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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