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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保得鳌癡杀”是被“V死”同化而成动补结构的。此外，还有“即便以觜啄雌鸽杀”式的“隔开型”使成式。这种“隔开型”中的第二动词都是自动词，如“打汝口破”、“吹我罗裳开”，那么“啄雌鸽杀”的“杀”也是自动词。
这种“乙型句”中的“他动词＋自动词”带上宾语以后，就发展为动补结构，如“打死之”中的“打死”。这是动补结构的一个来源。动补结构的第二来源是“甲型句”中的“他动词＋他动词”后一动词由他动变为自动，如“射伤”“击败”等在汉代是“他动词＋他动词”的并列结构，到六朝时变为“他动词＋自动词”的动补结构。促成这种变化有多种因素：（1）清浊别义的衰落；（2）使动式的衰落；（3）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影响；（4）东汉时不带宾语的“动＋形”复合词的产生，也会影响西汉时已有的并列结构（如“减轻田租、“射伤克”等），使其变为动补结构。
梅氏的分析把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同时期的其他语言变化联系起来，使结论更加接近语言实际。
动结式产生于六朝，分合用和分用两种。六朝至唐，两式都有用例。宋代分用式逐渐减少，元明以后，就只有合用式（VCO）了。
2带“得”的动补结构
带状态补语的动补结构和带可能补语的动补结构在动词和补语之间都有“得”字（可能补语的否定式没有“得”字），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王力（1958）把这种动补结构中的“得”看作词尾，认为词尾“得”来自动词“得”。汉代开始，“得”可以放在动词后，产生了“达成”义，成为了倒装的“能”，至唐代，“得”虚化为词尾，一为递系句的动词词尾，如“旗下依依认得真”（季布骂阵变文），一为紧缩句的动词词尾，如“感得九龙吐水，沐浴一身”（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至宋代，“得”又可以作能愿式的动词词尾，如：“如何发得出来？”（朱子语类卷二）。
在《汉语语法史》中，王力把“递系句的动词词尾”称为“词尾得引进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补语”，把“紧缩句的动词词尾”称为“词尾得引进表示动作结果的补语”，这两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带状态补语的动补结构的“得”。王力又把“能愿式中的动词词尾”称为“在使成式中插进一个‘得’字，表示‘能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带可能补语的动补结构中的“得”。
祝敏彻（1960）、杨建国（1959）、岳俊发（1984）则认为古代汉语中有两个“得”，一是表“获得”的“得”，一是表可能的“得”，由前一个“得”虚化，产生了结果补语（或称为情态补语）“得”字句，由后一个“得”虚化，产生了可能补语（可称“可能式”）“得”字句。
可能补语结构中的“得”是由古代汉语中表可能的“得”发展而来的吗？蒋绍愚（1994）认为，汉代的“VO不得”和“V不得”中的“得”，就是表可能的“得”，和“V（O）不得”相应的肯定形式是“V得（O）”。蒋氏引太田辰夫（1958）的说法，“不得”和“得”未必出于同一来源。因为在带宾语的时候，“VO不得”中宾语放在“不得”的前面，而在“V得O”中宾语放在“得”的后面。“VO不得”的“得”是置于动词后表可能的“得”，“V得O”的“得”是由“获得”义引申而来的“达成”义，它们来源不同，故宾语的位置不同。
表达成的“V得O”和表可能的“V得O”的区别在于：出现在表已然的语境中，“V得O”表达成，出现在表未然或假设的语境中，“V得O”就表可能。后来进一步发展，“V得O”定型后，就可以脱离语境表示可能了。由这种表可能的“V得O”类推，后来也产生了“V不得O”。
蒋绍愚认为，只有“VO不得”中的“得”是由表能愿动词“得”后置而来的，其他表可能的“V得（O）”和“V不得（O）”中的“得”，都是由“获得——达成——可能”发展而来的。“V得C”（状态补语结构和可能补语结构）中的“得”和“V得（O）”中的“得”是同一来源，“V得C”中的“得”也是由“获得”义的“得”发展来的，而不是由“可能”义的“得”发展来的。
（四）处置式的研究
“处置式”是王力（1944）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说：“中国语里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用助动词‘把”（或‘将’）字，把目的语提到叙述语的前面。”“‘把’字所介绍者乃是一种‘做’的行为，是一种施行（execution），是一种处置。在中文里，我们把它称为处置式”。
此外，吕叔湘（1948）、王还（1957、1985）、梅广（1978）、朱德熙（1982）、FrankFSHsueh（1989）对处置式的特点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
对处置式的产生和形成过程，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王力、祝敏彻都讨论了处置式的产生。祝氏（1957）认为，“将”和“把”在初唐以前都是有实义的独立动词。南北朝以后，“将”经常出现在连动式句子中，这时期常见的带“将”字的连动式有：1。动词“将”＋名词（将”的宾语，也是后面主要动词的宾语）＋及物动词；2。动词“将”＋名词（只是“将”的宾语，后面主要动词有它自己的宾语）＋及物动词＋名词。前式的“将”虚化后，变成了处置式，后式的“将”虚化后，“将＋名词”成了工具语。为什么“将”容易虚化？原因是除“将”外，这两类句子还有一个主要动词，而“将”只是表示一种不关紧要的辅助动作。语言中的某一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如果不甚显著的话，那它就容易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消失掉。这种消失过程，就是这个词的虚化过程。
“把”的虚化比“将”晚，是在中唐以后，它在句中的形式和虚化过程与“将”相同。
王力在《汉语史稿》（1958）中也认为处置式是由“将”和“把”虚化而产生的，产生时代大约是第七世纪至第八世纪之间。
PABenett（1981）认为：古代汉语中“以”字结构是把字句（处置式）的前身。太田辰夫（1958）把处置式分为六类，即：（1）有两个宾语的；（2）表示认定、充当的；（3）比较、比喻；（4）改变；（5）命名；（6）一般处置式。对其中的（1）（2）两类，太田认为古代汉语是用“以”来代替“把”的。至于第（3）类，太田也认为，古代汉语也可以通过“以”来表达。Bennett的观点与太田辰夫有一致的地方。陈初生（1983）也认为“以”是“把”的前身。
Bennet还认为，把字句（处置式）的产生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也就是说，连动式“把＋宾＋动＋宾”删去后面一个宾语，并发生重新分析，变成了处置式。
这里有一个矛盾，处置式如果是从“以”字结构发展而来的就只是词汇替换，如果是从连动式经重新分析而成的就不是“以”字结构发展的结果。
贝罗贝（APeyraube）（1989）不同意“‘把’字句是从古代汉语的‘以’字句通过同类现象（byanalogy）发展来的”观点。他认为“把”字句是通过语法化（grammaticlization）而产生的。具体过程是：先有过共时的变化：主＋动1“把”（“将”）＋宾1＋动2＋宾2→主＋动1“把”（“将”）＋宾＋动2，条件是宾2＝宾1；然后才发生历时的变化，通过语法化，动词“把”变成介词“把”：主＋动1“把”（“将”）＋宾＋动2→主＋介“把”（“将”）＋宾＋动。
梅祖麟（1990）对唐宋的处置式及其来源作了全面的考察。他把唐宋时的处置式分为三类：
（甲）双宾语结构VB＋O1＋V（＋于／与）＋O2甲类中又分三类：（1）处置（给）：把O1给O2；（2）处置（作）：把O1当作O2；（3）处置（到）：把O1放到或放在某处。
（乙）动词前后带其他成分（1）动词前带其他成分VB＋O＋X＋V。（2）动词后带其他成分VB＋O＋V＋Y。其中的Y有三类：a。Y是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b。Y是“了”或“着”；c。Y是动量词。
（丙）单纯动词居末位VB＋O＋V。
梅祖麟认为这三类处置式各有自己形成的途径。
甲类处置式中的“处置（给）”“处置（作）”先秦就存在，是用“以”字来表达的。“处置（到）”先秦没有，汉代才出现。初期用“以”，隋唐已有用“将”来代替“以”的例证。梅氏认为，“处置（到）”的出现，是处置式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先秦表示“处置（到）”的语法意义，一般用〔V＋O＋（于）＋PW〕句式，宾语在动词的后面。而汉代的“处置（到）”则用“以”字把宾语提前，是一种新兴的语法功能。而“把”字句的某些功用，就是把宾语提前。
乙型处置式和受事主语句有密切的关系，去掉“把”字或“将”字，余下的就是受事主语句。梅氏认为，把“将”字装回受事主语句，所产生的就是处置式。这是处置式形成法的来源。甲型的“处置（给）”“处置（到）”通过受事主语句装回“将”产生后，再影响其他类型的受事主语句，从而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处置式。
丙型处置式是由带两个相同宾语的连谓结构中省略后一个宾语而成的。梅氏同意王力、祝敏彻的分析。但他又认为，丙型处置式在所有的处置式中不是主流，只是旁支，它不是现代处置式的主要来源。理由是：①丙型处置式在上古、中古（南北朝至隋代）都没有前例，明清以后就没有流传下来。②最重要的是丙型处置式去掉“把”字或“将”字以后不成句。而现代处置式的主要形成方法是在完整的受事主语句前加“把”字。
蒋绍愚对梅氏的乙型处置式来源的分析，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代汉语大量“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但不能据此推论，南北朝和隋唐的大量“把”字句不能还原为〔SVO〕句式。现代汉语“把”字句动词后面紧跟着一些成分，不容许宾语插在中间，故不能还原为〔SVO〕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