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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文中反映了出来。这些论文对于推动本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作用。还出了一些以古汉语语法为主的论文集，如：程湘清主编的《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1985），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的三本《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0、1984、1987年）等。
1方法研究
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掌握研究动态，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的有郭锡良。
郭锡良承先启后，对古汉语的各个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于古汉语语法建树尤多，在古汉语教学工作中也做出了贡献，有《汉语史论集》（1997）等著作。
1985年，郭锡良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中，对古汉语语法研究提出五点重要的指导思想。1）要有明确的时代观点，语料不可古今杂糅。2）必须重视语法的系统性，要从语法的系统去考虑问题。3）要吸收、融会各种语言学理论的成果。4）提倡专书、断代和专题研究。5）既要有定性分析，又要有定量分析。以后在《1991年古汉语语法研究简述》（1992）和《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93）中，他又从反面重申了上述五点思想，以指出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轻视理论，论证问题时带有训诂学虚词训释的色彩，用翻译代替语法分析，以今律古。2）对材料重视不够。3）信息不灵，各自为战。4）研究的路子有待拓宽。这些观点是对老一辈学者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阐明了古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害。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1979），对促使人们重视出土文献语料的利用，起了推进作用。唐钰明《古汉语研究中的‘变换’问题》（1995）探讨了变换的使用。
2词语研究
（1）与前期相比，本期专书词语研究的论文，数量增多，范围扩大，更加深化。其中对《左传》的研究最多。陈克炯起步很早，1978年就发表了《左传复音词初探》和《左传复音词补探》，此后还有敖镜浩《左传‘是’字用法调查》（1982）、麦梅翘《左传中介词‘以’的前置宾语》（1983）及何乐士、申小龙、李佐丰等人的论文。对其他专书词语研究的，如：李维琦《诗经中‘维’字考察》（1991）、谢质彬《从论语一书看上古汉语连词‘而’的用法》（1980）、董琨《墨子的人称代词》（1995），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1985）、李炳杰《史记中的复句连词》（1990）等。
（2）同前期一样，断代虚词仍是人们思考的重点，“于”字的使用情况揭示得最为清晰，如：姚冠群《诗经‘于’字的用法分析》（1983）、贾则复《古汉语中有关‘于’字的两个问题》（1985）、闻宥《‘于’、‘於’新论》（1985）、魏培泉《古汉语介词‘於’的演变略史》（1993）、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1997）等。用法十分复杂的语气词仍为人们重视。如：杨晓敏《古代汉语中的语气词》（1980）、郭锡良《先秦语气词新探》（1988）、赵长才《先秦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史演变》（1995）。
研究其他虚词的如：丁贞蕖《论前置宾语后的‘是’‘之’的词性》（1983）、张万起《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1984）、唐钰明《其、厥考辨》（1990）及王克仲、王海的论文。对虚词的综合研究也有所增加，如：姜宝昌《卜辞虚词试析》（1982）、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1984）、赵诚《甲骨文虚词探索》（1986）等。
在断代实词研究中，对代词的研究最为充分。郭锡良的论文见解深刻，对传统认识多有修正，例如他的《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1980）、《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又如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唐作藩《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1980）、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1983）、洪波《兼指代词的原始句法功能研究》（1991）等都对代词作了深入的探索。量词的研究仍在继续，如：郭锡良《从单位名词到量词》（1984）、杨晓敏《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1986）。有些论文对动词、形容词作了开拓性研究，如陈克炯《先秦双音动词及其句法功能》（1987）、赵诚《甲骨文动词探索》（1990）、刘承慧《先秦动词的性质与类别》（1994）、杨建国《先秦汉语的状态形容词》（1979）等。
研究构词法的论文有郭锡良的《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1994）。王宁《先秦汉语实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分类》（1995）研究了词义与词类之间的关系。姚振武《关于自指和转指》（1994）和宋绍年《古代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1997）对与自指和转指有关的问题作了利于深化的探讨。
3句法研究
与词语研究比较，句法研究显得少了些。唐钰明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唐钰明的论文致力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研究，并运用了定量和变换的方法，论述深入。在断代句法研究中，被动式的研究比较充分，如：唐钰明《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与周锡馥合作1985）、《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1985），魏培泉《古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与演变机制》（1993）等。补语始终为人们所重视，如：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1980）、宋绍年《汉语结果补语式起源再探》（1994）。其他方面的研究如：冯春田《睡虎地秦墓竹简某些语法现象研究》（1984）、唐钰明《甲骨文‘唯宾动’式及其蜕变》（1990）、陈初生《论上古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1991）、唐钰明《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1994）及殷国光的论文等都深入细致。
戴连璋从前期的专书研究，转入断代的句法研究，如《殷周造句法初探》（1979）、《上古汉语的句法发展》（1988）等。刘承慧《先秦汉语的构句原则》（1997）从语义和句法结合的角度讨论了句法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专书句法研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魏培泉《庄子语法研究》（1982）、阎征《孙子语句的连接方式》（1984）、刘利《国语的称数法》（1995）等。
展望
一代又一代的心血汗水，换来了今天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下一步该如何走呢？我们觉得：应该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并完成三项任务。
（一）三个关系
1重视理论水平，处理好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中国“小学”的传统是重视实用，从《马氏文通》开始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常把实用作为自己的目的。重视实用是应该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用。但重视实用的这个传统不应该排斥对理论的重视。如果理论水平不高，研究水平不可能提高，实用水平也不可能提高；有高水平的理论基础，古汉语语法的研究才可能有大的进展。对理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重视理论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导。这里的理论，既包括中外各派语言学理论，也包括其他多种相关学科（如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等）的理论；应鼓励试用各种理论指导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其次，对某些一时并不实用或纯理论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也要重视。
2重视古代特点，处理好古代和现代的关系。从比较期开始，学者们一直重视文白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积极结果是，通过比较利于深化对古汉语语法的认识；而在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的时候，这种研究方法的消极结果是易于用古代汉语去比附现代汉语。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又相互独立的语法系统。古汉语研究一方面要借鉴现代汉语（包括方言）的研究思想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宜套用现代语法的框架去研究古代语法。要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入手，建立古汉语的语法系统。既要注意古今的迥异，也要注意古今的微殊：即大同中的小异。当我们用现代汉语的框架研究古汉语语法时，往往易于抹杀大同中的小异，易于以同代异，以今律古。同样是古代，也存在分期的不同，这里同样有既要借鉴而又不要比附的关系。另外，还要借鉴汉藏语系及其他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
3重视句法研究，处理好句法和词类的关系。初创期就是句法研究弱于词法研究，到展开期时，这种特点再次表现出来。没有深入的句法分析，就不会有完善的词类系统：词类划分要以句法分析为基础；当然，没有完善的词类系统，也不会有深入的句法分析：句法分析又要基于区分出的词类。这个看似循环的研究程序，是靠公理化方法解决的。这种方法告诉我们：只要取一种系统的思想，在科学研究的程序中就要引入初始概念或公理，而这初始概念或公理在本系统内是不可证明的，有时只能作出并不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初始概念可能是主语和谓语。根据这两种主要句法成分，可以划分出一些基础词类；利用基础词类，又能划出次要的句法成分。然后，再由次要句法成分进而分析出新的词类，由新的词类再到新的句法成分。如此循环深入，直到完成。当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可以不断修正从主语、谓语开始的各种概念。
（二）三项任务
1建立上古专书或断代的语法体系。上古有像《左传》、《史记》这样语料丰富的典籍，围绕这些语料比较丰富的任何一部专书都应该能写出一部语法；同样是上古语法，又可以分为几个断代，这些断代又可以分别写出一部语法。专书、断代的研究有助于认识整个上古语法体系，也有助于认识几千年的文言语法，所以这个任务可说是以下两个任务的基础。
2建立上古汉语语法史。在专书与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一部上古汉语语法史，是把汉语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会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