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奔瓤梢宰鞑患拔锒剩挚梢宰骷拔锒实取�
2《国文法之研究》是金兆梓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的讲稿，经整理而成。19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三章：一、导言，二、文法的研究，三、逻辑和文法的现象。该书有许多思想与刘复相同，但比刘复更强调语法与逻辑的关系。主要革新思想是：
1）在说明语法与逻辑的异同后，区分一般语法和汉语语法；指出文法的研究应从历史的、比较的、普通的三个方面进行。2）汉语语法发展的趋是：复音词渐渐孳乳，词在语句中的位置渐趋确定，施动、被动日见分明，虚语的用法渐趋确定。3）将动词和形容词合称“相词”。还明确指出做主语的不一定是体词，做谓语的不一定是相词（谓词）。4）对于介词和连词的认识也更符合汉语的实际：表示并列关系的是连词，表示主从关系的是介词。
刘复和金兆梓都从理论上强调汉语语法的民族性、历史性，有些见解超过了马建忠，对后世的汉语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出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来取代已有的方法，也没有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新语法体系，全书只是一种概论的性质，但他们这种革新的努力，却为十多年后的文法革新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词类研究的成就
刘、金二位的革新思想在以后的十年间并没有实际的进展，而侧重于词类研究的学者却取得了更为实际的成就。他们是善于理论思索的陈承泽（1885—1922）和以训诂见长的杨树达（1885—1956）。
1陈承泽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研究，《国文法草创》是他的代表作，从他还想再写一部《高等国文法研究》的愿望看，这里介绍的《国文法草创》或许只是他要建立的语法系统的前一部分。此外他还有《词性概论》等论文数篇。
《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他坚持从句子出发思考词类特点的思想，使古汉语语法研究朝民族性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大凡从句子出发研究词类，就必定要大量归纳语料，所以全书虽仅五万字左右，作者搜集材料却达数百万字；写作时又易稿十余次，才得完成。本书对后世的语法研究有长远的影响，受到历代语法学家的推重。书中只讲词法，不讲句法。全书共十三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三章。
第一章是绪言。第二章是研究法大纲，本章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中，第一个“说明的非创造的”是三个原则中的基础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作者首先简述了汉语的历史发展。基于对汉语民族性的认识，他提出两个思想：1）语法应以研究文位（词在句子结构中所处的语法地位）为主；2）词类不能孤立地根据单个词的意义去确定，而要观察它在文位中所表现出的主要意义来确定，这样才能判定一个词主要应属于何类。尽管陈氏此时仍然是根据意义确定词性，但他已注意到句法在确定词类时的作用，这就与马建忠只根据词义就把词性定下来的做法，已有很大的差别，从而给后人考虑词类问题以很大的启发。第二个“独立的非模仿的”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直接结果。只要坚持第一个原则，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会产生“独立的非模仿的”结果。在这个原则中，陈氏指出：使动、意动是汉语特有的，而关系代名字（马氏的接读代字）、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的绝对不可缺等，都不是汉语中所有的。第三个“实用的非装饰的”原则是第一个原则的补充。作者在这里讲了语法研究的一些其他原则，如强调要区分个别与一般、语法与修辞要加以区别等。
第三章“文法上应待解决之诸悬案”共讨论了四个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基于上述三原则，提出了本用、活用的区别，并主张词有定类。这是对《文通》“词类假借”的重要修正，也是后世长期思考古汉语词类问题时的基本思想。
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论词类，是该书的中心内容，其中实词和虚词的语义特点及动词部分谈得最好，此外他还把方位词归入名词。
第十三章“活用之实例”，详细叙述词类的转化和活用。书中把活用分为两大类：本用的活用和非本用的活用。对各类词的活用情况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条分缕析，深入细致。对活用中“致动”和“意动”的说明尤为详细，以后几十年的古汉语语法普遍沿用此说。
2杨树达在古汉语各方面的造诣都很深，《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是作者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是一部以训诂见长的语法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讲语法的起源、类别、汉语的缘起、发展等。以下九章，分别介绍了九种词类。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继承刘淇、王引之、俞樾、章太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胡以鲁、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少讲乃至不讲句法、结构关系。全书条理清楚，列举充分，便于检读，对虚词列举详赡，训释精当，有些见解敏锐而有启发性。如副词分为十类，每类之下又分出许多小类。2）语言材料十分丰富，始自群经诸子，下至《后汉书》、《三国志》，兼及六朝、唐人的著作。3）注意订正《文通》的失误，有些见解确实在马建忠之上。如《马氏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本书归入副词。
3古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虚词研究，在这方面首先作出成绩的也是杨树达。杨树达将《高等国文法》中的虚词抽出，另行编排后写成《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
《词诠》成功地将训诂学和语法学结合了起来，全书共收虚词（包括部分代词）四百七十二个，不收复音词。例证多取自先秦两汉的典籍。体例是先注音，次注明词类，然后释义，说明用法，援引书证，有的还加按语。该书给每个虚词都确定了词性，分类细致；对虚词的解释全面而精当，一般地说能取前人之长而舍其短，而且多有发明。全书材料丰富，例证充分，内容系统而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裴学海（1899—1970）的《古书虚字集释》是另一部虚词著作，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1932）十卷，共收虚字二百九十个。本书汇集自王引之《经传释词》以后的主要虚词著作中的解释，并加以补充，较全面地概括了虚词的各种用法。
（三）语法专著研究
《马氏文通》出版不久后，就有研究该书的著作。如《马氏文通易览》（邵成萱，瑞安仿古印书局，1914），《马氏文通要例启蒙》（陶奎，北京华新印刷局，1916）等。而本期杨树达的《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对《文通》在校订工作上做得很好，在例句、字类方面纠正了《文通》中的不少失误。
（四）专题研究
本期古汉语语法方面的专题论文近二十篇。其中不乏颇具创见的论文，例如：何定生《汉以前的文法研究》（1928）和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开断代研究之先河；何定生《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1928）和黎锦熙《三百篇之‘之’》（1929）最早作了专书研究。而陈承泽《国文和国语的解剖》（1923）、《文章论大要》（1925）则对句型做了深入的分析。
三、比较时期（三十年代前期——三十年代后期）
古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建立在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之上，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而这进展又是建立在对前期继承的基础之上。本期继承了前期从语义开始研究语法的思想，进展则表现在三个方面。1）句本位研究。对于词本位而言，句本位研究是研究程序的变化。当以语义为标准来研究语法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程序：词本位和句本位。词本位是从区分词类开始，进而到句的研究，《文通》就是这样一种研究程序。句本位则主要是从句法开始，进而考虑词的不同用法，即“依句辨品”。对于缺乏形态的汉语来说，“依句辨品”是对的，体现了古汉语语法民族性特点的一面。而在推进时期的后期，古汉语语法研究几乎成了词类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句本位的出现就更是个进步。另一方面，与“依句辨品”相关的思想是“离句无品”。“离句无品”实际导致词无定类，这种思想妨碍了词类研究，尤其是实词词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2）比较的研究，这是研究语料的变化，是在与白话的比较中研究古汉语语法。3）贯通的研究，这是历时研究的另一种形式。本期的代表性著作是《比较文法》和《中国文法语文通解》。
（一）比较研究
1比较研究的先驱是刘复。
刘复在《中国文法讲话》（北新书局，1932）中放弃了《中国文法通论》中的新体系，采取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最先把文言语法和白话语法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书中“所”“其”等词的用法讲得很精细，对深入思考古汉语的代词颇有启发。
2比较文法的首创之作是黎锦熙（1890—1978）的《比较文法》。
《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1933；1976年又加有副标题：“文言语法举要”）原是作者的教学讲义。全书依据《新著国语文法》中“实体词的七位”这一体系来研究《马氏文通》中的语料，审查它的例句，批判它的一些说法。主要是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加以比较，也兼及英语、日语等外语。
全书除“绪论”外，以下七章从句本位的思想出发，分述古汉语语法中的主位、呼位、宾位、副位、补位、领位、同位等问题，实例丰富、多有创见，是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1963年的后序中说：该书主要是从“词位和句式”的角度，突出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