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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
这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第一次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记“贞人”之名的现象以及“贞人”名在甲骨断代上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他初步提出了断代的八个标准。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董氏全面论述了他的断代学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五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断代学说大大提高了甲骨文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的价值，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后来，有好几位学者对董作宾的意见作出了补充和纠正。五十年代，陈梦家从董作宾所说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中分出了“午组”“组”和“子组”卜辞，并考订其为武丁时代之物，纠正了董氏所说的“文武丁复古”的错误。1953年，日本学者贝茂树和伊藤道治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再检讨》（《东方学报》第23册），得到的结论与陈氏大体相同。1976年殷墟发现了商王配偶“妇好”的墓葬，其名见于武丁时代卜辞和被一般人认为属于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时代的有“贞人”历之名的卜辞，由此引起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分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这种卜辞应当属于武丁和祖庚时代，另一派维持这种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旧说。这次讨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促使人们对断代的标准进一步作认真的考虑，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早在1957年，就有学者指出甲骨的分类与断代应当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分类要依据字体、字形等特征（见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3）。这在甲骨断代的理论研究上是一个突破。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以后在关于历组卜辞的讨论中，这一观点才真正受到重视。按照这种观点进行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分期分类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文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以及李学勤和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也有人从别的角度对甲骨进行断代研究。贝茂树较早注意到利用钻凿形态进行断代。后来，许进雄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其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5月16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其目的是为了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由于加速器质谱测定14C方法技术的进展，过去不能取样测定的商周甲骨，现在可以取样测定其年代了，因而有希望测出有关王的大致日历年代。这项工作对甲骨分期学说也将是一个检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7甲骨语言研究及其他
本世纪以来在甲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语法研究方面。1928年胡光炜《甲骨文例》出版，此书涉及不少语法问题。五十年代，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文法》是甲骨文语法研究重要的两部著作。近年来的专著有沈培的《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张玉金的《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1995）。其他还有一些关于句法、虚词方面的单篇论文，但是关于语音、词汇方面的论著一直比较少。1990年10月华中师大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甲骨语言研究方法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研究甲骨语言问题时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类、断代的成果，同时，有些学者在进行甲骨文字考释时，也注意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问题，这都提高了研究的质量。但是，总的看来，目前对甲骨语言的研究还很不够，亟需加强。
近年还出现了从文字学角度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如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和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这在汉字的断代研究方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利用甲骨文进行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论著数量很多，其中不少涉及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释读。这里就不多谈了。
现已发现的甲骨文，除了殷墟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甲骨文。下面我们简单谈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五十年代以来，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其中以七十年代在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古代周原地区发现的最为重要。已发现的刻字西周甲骨总计有300多片（参看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论文集》，1982），其中少量卜甲的时代可能属于商代末期。已经出版了两种全面研究西周甲骨文的专著，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和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目前，对西周甲骨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成果不很丰富，而且多侧重于探史，应用这些新的文字资料来作文字学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
这里附带谈一下古文字中所谓“易卦”的问题。在殷周时代的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有时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有很长时期没有确解。李学勤在1956年曾敏锐地意识到它可能同《周易》的“九”和“六”有关（见《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11）。1978年冬，张政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年会上，指出这种数字符号并非什么“奇字”，而是“易卦”。此后，张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4）等文，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各家讨论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甲骨、铜器上的这些由数字组成的“奇字”已不再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之谜了。（二）金文研究
这里所说的金文指商周金文。在古文字学中，对金文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是金文，有些学者主要生活在清末，但关于金文研究的著作则是二十世纪以后才问世的。如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是1902年问世的。孙诒让《古籀馀论》成书于1903年，但到1929年才出版。吴大的《斋集古录》完成于1896年，但1918年才出版。方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899年完成，但直到1935年才出版。这几本著作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世纪金文研究的情况，我们分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3）
更新时间2010…6…8 15：50：53 字数：15970
1金文著录情况
民国以后，著录青铜器的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一些重要的著录书。1937年出版的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是当时最大的一部青铜器著录书。1957年，于省吾出版了《商周金文录遗》，为补充《三代吉金文存》之作。1983年，严一萍《金文总集》出版。此书收1983年以前刊布的青铜器铭文拓本8000多件，是收录资料较全的书。1984年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出版。此书汇集解放以来至1980年底国内出版的书刊中已经著录的商周有铭青铜器和部分未曾著录的有铭青铜器。近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6），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金文资料著录书。它包括铭文、图像、释文和索引几大部分，而以铭文为主。所收各器以类为纲，分乐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它等七大类依次编排。每一类铭文皆以原大制版，按字数多少排列。铭文各册后附有“说明”，注明所收各器的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流传、收藏、资料来源等情况。
2通论性著作
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此书分上下两编，共19章。对青铜器的起源、发现、分类、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照、辨伪、销毁、收藏、著录等方面逐一加以详论，在金文研究史上，第一次把有关青铜器的各种问题放在一起系统加以探讨，意义重大。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是在《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础上增加新资料编写而成的，比较简明扼要，适合初学者使用。近年出版的、朱凤瀚撰写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并结合古文字学和科技、美术方面的研究，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适合各种读者的需要（参看该书李学勤序）。
3工具书
收录金文字形的工具书，以容庚的《金文编》最为有名。此书初版于1925年，1939年出第二版，1959年出第三版，1985年出版了经过增订的第四版（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此书收字比较全面，摹录也比较精确。但在释字方面比较保守。在通假问题上，往往本借不分，甚或本借颠倒。专门校订此书错误的专著已经出版了两种（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董莲池《〈金文编〉校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校正《金文编》的单篇论文也发表了好几篇。除了《金文编》以外，陈初生编纂、曾宪通审校的《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比较方便实用。1995年，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出版（学林出版社），该书的特色是所收金文都选自拓片，保证了字形的准确性。收集金文考释成果的工具书，有周法高主编、张日、徐芷仪、林洁明编纂的《金文诂林》（1975）和李孝定、周法高、张日等人编著的《金文诂林附录》（1977）以及周法高编撰的《金文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