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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朱宗莱、钱玄同两位学者担任，他们所写的讲义分别叫《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前者包括文字与训诂之学。又如，何仲英192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一部为中等学校编写的文字学教科书，其内容也是包括音韵与训诂的。此外如1931年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刘大白的《文字学概论》（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傅介石的《中国文字学纲要》（北平自刊本，1940年中华书局昆明印本）、1935年戴增元《文字学初步》（上海中华书局石印本）、马宗霍《文字学发凡》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线装本），都是同一类的著作。即使在文字学跟音韵学、训诂学已经明确分家之后，仍有人写这种文字学著作，如1971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林尹的《文字学概说》，此书到1980年已经出了第7版，可见影响颇大。其第三篇是“形音义篇”，下分字形的演进、字音的分析（讲述声、韵、反切等内容）、字义的训诂等三章，仍是旧的格局。
由于研究音韵的学问比较专门，已有的成果又比较多，音韵学是较早脱离文字学而独立的。早在三十年代之前，有些人在讲文字学的时候就已经不管音韵方面的内容，而只谈“形义”，即文字和训诂了。二十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明确称为“文字形义学”。此后颇有人仿效。由于研究训诂“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讲“文字形义学”的往往以形为主，讲“义”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无”（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页）。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篇书体，下篇形论，并未专论训诂。容庚在燕京大学开文字学，《形篇》讲字体，《义篇》讲说明文字结构的“六书”，也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
所以，唐兰说：“民国以来，所谓文字学，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三部分，其实早就只有形体（引者按：这里所说的“形体”包括文字结构）是主要部分了。”（《中国文字学》第6页）有的学者并明确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只论述文字之由来、文字之变迁和文字之构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学纲要》（上海民智书局），他认识到文字学不应包括音韵、训诂，因此把自己原来的文字学著作改写为此书，专门讨论汉字的形体。1934年，唐兰把他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出版，这部书明确主张“文字的形体的研究，是应该成为独立的科学的”，认为“语言的主体是声音，文字的主体是形体，我们可以把文字的声音归到语言学里去，但形体却是独立的，我们对于音符字可以认为语言，但形符字，意符字，和半音符字的非音部分，却不是语言所能解释的。文字固然是语言的符号，但语言只构成了文字的声音部分。我们要研究符号的起原和演变，我们要研究出一种适当的符号，那都是文字学的范围。”他还说：“在我要创立的新文字学里所要研究的，是从文字起原，一直到现代楷书，或俗字，简字的历史。这范围是极广泛的，但最重要的，却只是小篆以前的古文字。”这本书奠定了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基础，同时也使古文字的研究开始走上科学的道路。（此书1981年齐鲁书社重新影印，补齐图版，并附以作者1936年部分改订稿及1963年为中央党校版作的跋。）
后来，唐兰又出版了《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印）。书中专设“中国文字学的范围”一节，他说：“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古文字学导论》，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该书第5页）“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该书第6页）唐兰力主文字学应该与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开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汉语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十年代以后，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已成为主流。四十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除唐兰《中国文字学》外，有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贵阳文通书局，1941）、齐佩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国立华北编辑馆，1942）等书。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没有去介绍音韵学、训诂学基础知识。
五六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学著作有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两位学者力图发掘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梁书紧密结合语言学来研究文字，蒋书对隶变规律剖析得很细致，这在以前都是不多见的。
唐兰在主张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跟音、义，即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在政府领导下，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工作。开始的时候，语文学界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大都着力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从属性，但仍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研究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像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1957年改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那样的著作，极为少见。六十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从字跟词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现象的有质量的文章（如吕叔湘《形、音、义》，《文字改革》1964，3、4，收入所著《语文常谈》；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文字学者通过语文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是不管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八十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孙锡钧《汉字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顾正《文字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许长安《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等，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周祖谟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汉语文字学”条，把文字学定义为“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字学著作中，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受到了较多的注意。该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并且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
通论性的汉字学的发展，跟汉字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后面将作简单的介绍。
西方普通文字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汉字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国爱德华·葛劳德著、林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了苏联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年翻译的西方语言学通论性著作，也大都有讨论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汉字起源和汉字的性质时把比较文字学的方法引入进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些年来，文字学界还成立了学会（如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除了学会的经常性学术会议，有关单位也举办了文字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1986年12月和1991年9月两次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还需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人从语言文字学之外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例如艾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汉字，在1949年出版了专著《汉字问题》（中华书局），其中涉及许多现代汉字学问题（参看李镜流等《建国前汉字心理学研究述评》，《语文建设》1987，11；马文驹《艾伟的汉字心理实验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3）。近年来，有人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汉字教学，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很多字的构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汉字。前些年，由于“文化潮”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出现了很多以“汉字与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汉字文化丛书”（陈海洋主编，1995）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1995），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至今“汉字文化学”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虽然多数人主张“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但在一些人所写的有关论著中，有不少内容其实可以归到文化语言学的范围里去，有的内容甚至很难说跟汉字和汉语有什么联系。
以上对本世纪的文字学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下面分节介绍汉字学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交代的是，现代汉字学是汉语文字学在八十年代以后新兴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