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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我以为即使高氏把上古音研究好了，他也很难把汉语语源问题研究好，因为他的文字训诂功底实在欠缺。
有了章太炎和高本汉的经验教训，王力写《同源字典》的条件就比较成熟了。《同源字典》是本世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语源学著作。全书框架也是以声音为纲，分为三个层次：以韵尾不同分为甲、乙、丙三大类，八小类；以二十九个韵部为第二层次；各韵部之下再依三十三个声母列出同源字组。各字组之内均“大量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臆断”（《同源字典·序》）。所以著者认为：“同源字的研究，可以认为新训诂学。”《同源字论》，见《王力文集》第8卷5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同源字典》缺点有三：一是各同源字组所收之字基本上是一种平列关系，没有归纳出共同的核心义。诚然，同源字之间“哪个是源，哪个是流”，的确“很难判断”（《同源字典·序》），但确定同一字组的核心义还是很有必要的。缺点之二是对汉字声符兼义的材料全然置之不顾，以致杨树达等人的优秀成果未能吸收，这是很遗憾的。如《同源字典》讲“”“”同源，根本不分析“儿”声“弭”声的联系，只说“疑明邻纽，叠韵”，而杨树达的《释》就从字形上作了很好的分析：“从弭声，训为鹿子者，弭字从耳声，耳与儿同声，从弭犹从儿也。”《积微居小学述林》8页。据杨润陆统计：“《同源字典》总计1567条，其中牵涉到声符字相释的条目达784条，占总条目的二分之一。”杨润陆说：“数字统计无可辩驳地说明，汉语的语源或直接或曲折，或鲜明或隐晦地在文字上有所反映，右文说是成立的。”《论右文说》，见《学术之声》（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讲同源字而完全排斥右文说，实不可取。缺点之三，我在《上古音》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谈到：“王先生不赞同先秦有复辅音，这样一来，他观察同源词的时候，视野就会受到限制，把一些本来存在同源关系的词排除在同源词之外。”《上古音》100页，商务印书馆，1991。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
属于语源研究的论著，还有日人藤堂明保的《汉字语源辞典》、加拿大戴淮清的《汉语音转学》、台湾杜学知的《文字孳乳考》、任继的《汉语语源学》、廖海廷的《转语》（《声训词典》）。《转语》“以声以经，以义为纬。先立一本字为主，以下数字或数十百字，其声类意义皆同先一字，是为转语。”“本书立义，皆稽之典籍，证之方言，务求准确。”《转语·凡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由于著者功底深厚，“费时十载，五易其校”（《转语·提要》），书中精义甚多，对于研究古音古义大有裨益。不足之处是音系不明，体例欠周，某些同源字组过于宽泛。
齐冲天的《声韵语源字典》（1997）提出了“一字两源”的独创性见解，很值得重视。
他如严学的《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年2期。，张永言的《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秦似的《汉语词族研究》《秦似文集·学术论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陆宗达、王宁的《传统字源学初探》、《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黄易青的《论事物特征与意象之异同》《古汉语研究》1997年2期。，都是研究语源问题的重要文章。至于邢公畹等人的语源研究，虽与训诂学关系密切，但已很难归在训诂学范围内了。他们研究的是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用的方法邢先生称之为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手段的“语义学比较法”。可参阅《音韵学研究通讯》（17、18期）邢公畹的《甚么是语义学比较法》。
六、今注的进步与不足
评述二十世纪的古书注解最好拿清代来作比较，究竟是超过了清代还是比不上清代呢？应该说既有超过的方面，也有不如的方面。
先说超过的方面。
（一）训诂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以今语解古语。中国先秦两汉的重要古籍，历代都有人为之作注，也就是历代都有以今语解古语的任务。可是，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历代用来作注的“今语”往往也是文言。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古书注解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用白话注解古书，是二十世纪古书注解的一大特色。现在，十三经和先秦诸子以及一些常见的重要典籍，都有白话注译，有的著作（如《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有多种白话注译本。其中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台湾60位教授先生的《白话史记》等，都颇受读者欢迎。
用白话作注，是注释语言形式的重大革新，为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普及之功，超越前古。
（二）古书新证。于省吾说：“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见《历史研究》第6期，1962。李学勤在近年出版的《走出疑古时代》中也谈到“古书新证”的问题，肯定了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在古文献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走出疑古时代》1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44。。用古文字和出土文物与典籍相证发，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证发者必须对甲金文有精深的研究，又非常熟悉先秦时代的各种文献，才有可能攻破症结。于省吾的《群经新证》（不全）和《诸子新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学术价值在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之上，可以与《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媲美。
（三）运用语言学知识解决古书中的难题，这也是清人无法比拟的。古人注书，也有一些在今人看来可以称之为语法性质的注释，如关于虚词的注释，还有所谓“义类”、“貌辞”、“声辞”等等说法，有人称之为“训诂式语法学”。无论如何，古人还谈不上有系统的语法知识，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分析句子结构，也无力说明主谓倒装、宾语前置、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言现象；古人对于词义的时代性，词义的演变规律、词和概念的关系、词和字的关系，也不甚了然。今人能运用语法学、词义学的知识解决古书注解中的一些问题，这是时代的恩赐。
（四）在注释的基础上编撰专书词典。五十年代，杨伯峻在撰述《论语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作过研究，编著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弃置。”（《论语译注·例言》）后经吕叔湘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论语译注·例言》）于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译注》后面就有了《论语词典》。后来，杨先生撰述的《孟子译注》附有《孟子词典》。与他的《春秋左传注》相辅相成的有他和徐提编撰的《春秋左传词典》。专书词典的出现，使古书注释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词典作为基础，注解的质量当然就比较可靠，而且能为研究汉语词义学、汉语词汇史的人提供种种科学的依据。注释不再只为阅读古书服务，还能通过词典的形式直接为语言研究服务。这又是今人高过古人之处。
将古书注释与专书词典的编撰结合起来，事半功倍，应大力提倡。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合著的《吕氏春秋词典》比杨著“更上一层楼”。此书按古韵部、古声母编排，对所收各词均注明反切及音韵地位，按词性分义项，并标明该词在不同句子中的语法功能。将音韵、语法、词义冶为一炉，是同类著作中最见匠心的一本。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编的《世说新语词典》也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重要参考书。向熹的《诗经词典》博采众说，用力甚勤。王力先生说：“此书一出，定能不胫而走，给研究《诗经》的人以很大的帮助。”（《诗经词典·序》）1997年出版的修订本，精益求精，内容更为充实。
（五）先秦及汉代的某些古籍，包含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清代注家对这些科技知识有的已解释不清，有的解释错误。今注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进行释读，效果就比较好。如《墨子》中的《经》、《经说》、《大取》、《小取》等篇就有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内容，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都力图用现代科学知识重新解释，纠正了孙诒让《墨子间诂》中的某些误解。《考工记》是研究先秦科技的重要典籍，清人戴震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而得盛名，孙诒让《周礼正义》也有《考工记》“正义”。今人闻人军用现代科技知识研究《考工记》（巴蜀书社，1966），在图、注两方面都能补戴孙之不足。并不是今人一定比清人聪明，实在是时代条件不同了。
（六）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