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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嵋吨写蠹究�1卷1号，1926。。朱芳圃于1928年发表《训诂释例》，解释了20多个训诂名词术语《民铎杂志》9卷3期。三十年代，何仲英著《训诂学引论》，内容简而散，不得要领。四十年代的训诂学成绩比较突出，出现了若干“温故而知新”的训诂论著。所谓“温故”就是对传统训诂学的优缺点有相当深入了解；所谓“知新”是指能运用西方语义学的知识对传统训诂学进行改造。傅懋的《中国训诂学的科学化》《大学》（成都）1卷7期，1942。、王力的《新训诂学》《王力文集》19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王纶的《研究训诂之新途径》《国文月刊》75期。1949。，特别是齐佩的《训诂学概论》，“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很有用处的基础读物”。《训诂学概论·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4。按照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训诂学的中兴，已指日可待。可是，历史一进入五十年代，连年开展学术大批判，批“厚古薄今”，批考据学，批“封资修”等等，整整三十年间，这门学科彻底陷入绝境。从事训诂学研究的学者，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空间。只有陆宗达于1964年出版过一本三万余字的小册子《训诂浅谈》。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不甚景气，林尹的《训诂学概要》（1972）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从训诂学自身来说，它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故难以立足于现代学科之林。当时许多高校不设训诂课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训诂学的复苏、中兴，始于八十年代。十年动乱结束，整个国家形势好转，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振兴传统文化，大规模整理古籍，急需培养训诂人才。这时，黄侃的弟子们虽已进入晚年。但训诂学中兴的重任主要落在了他们肩上。北京的陆宗达，南京的洪诚、徐复，山东的殷孟伦，武汉的黄焯，一宗传灯，振兴绝学。另外，周祖谟、刘又辛、萧璋、蒋礼鸿、周大璞、张舜徽等，也为中兴斯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9年秋，洪诚受教育部委托，举办训诂学培训班，1981年5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2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高校训诂学教材编写经验交流会。这三项活动对训诂学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从那时至现在，老一辈训诂学家多已凋谢，而训诂学的研究队伍，薪尽火传，不断壮大，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
二、八十年代兴起的训诂概论热
本世纪约莫出版了三十多部概论性的训诂专著，大部分是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应教学急需而编写的教材，只有少数几种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教学体系的训诂用书，某些一般化的炒冷饭的内容固然无法完全避免，而别具匠心的勇于创新的作者也力图写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发挥自己独创的见解，其价值自然要高出那些内容肤泛的急就章。
1980年7月，陆宗达的《训诂简论》出版了，这是一部“报春”之作。此书以《训诂浅谈》为基础增修而成。著者长期从事训诂研究，谙熟文献资料，例证丰富，但不以敷衍铺张为能事。盖意在普及，简要通俗是这类读物最得体的一种写法。
同年9月，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问世，全书注重基本知识的介绍，重点突出，要言不烦。“训诂十弊”一章批评了旧训诂学的缺点，颇中肯綮。而“破字当头”、“厚今薄古”的提法，只不过是老一辈学者对“前朝曲”的习惯性回味。
在众多的概论性著作中，洪诚的《训诂学》无论是构架还是内容都相当出色。洪氏五十年代就在南京大学开设“训诂学”，此书即以当时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增补而成，1984年正式出版时，洪氏已谢世四年有余。洪氏认为“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训诂学》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故全书的内容紧紧围绕着古书的阅读和注释而展开，还旁及文字、音韵、语法、校勘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作者熟读古书，学养深厚，敢于评论古今得失，不乏真知灼见。书中还对不少语法现象、字词问题进行年代判断。如说“上古有三个音节的名词、形容词，没有三个音节的动词”（97页）；“汉语没有双音词头的动词，上古没有双音词尾的形容词”（97页）；“全部十三经不用‘真’字，不用‘镜’字（用鉴字）”（106页）；“太阳在汉朝是词组，意思是最盛的阳气。汉魏之间这个词组始转为词，专指日头”（109页）；穿衣服的“穿”，“周人称‘衣’，称‘服’（动词），称‘擐’。……汉魏人称‘着’。……南北朝以后才称‘穿’”（111页）；“同一概念，时代不同，表示的词可能不同”（111页）。这些断语都能表现出，一个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训诂学家，他在处理古文献资料时，手段、方法、语言视野，往往为古人所不及。洪氏的这本17万余字的小书，分量不重，质量却很重。
在中年训诂学家中，郭在贻的成绩比较突出，郭氏不幸于1989年去世。他的《训诂学》（1986）也有不少创见，其中“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这一章尤为值得注意，第七章“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务平实，忌好奇；二、重证据，戒臆断；三、宁阙疑，勿强解。”“好奇”、“臆断”、“强解”，乃时下古书注释的通病。在贻提出这三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1985），对“为什么需要训诂学”论述详明，关于“训诂学和方言学”“训诂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分析。著者掌握丰富的语言资料，又通晓语言学理论，故引证扎实，说理圆通。
齐冲天的《训诂学教程》（1992）重点谈“本义”、“音训”。著者认为汉语“存在着双声兼义或韵母兼义的现象”，“仅作双声为训，或仅作叠韵为训，都还不是一个词的全面解释，都半途而废了。必须将两者结合，方才是全面的”。（207页）
冯浩菲的《中国训诂学》分上下两册，1995年出版。著者自称，为撰写此书，曾费时十余年，仔细研读了历代数百千种有代表性的群籍训诂著作。的确，在资料方面此书乃同类著作中颇见功力的一部好书。但有些资料的处理似不尽妥当。如第三章“训诂体式”中将陈淳的《北溪字义》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归为一类，将江有诰的《群经韵读》、《楚辞韵读》以及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列为“音韵研究方面的一种训诂性体式”。另外，把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把《国语辞典》、《新华词典》、陈昌浩的《俄华词典》等都写进《中国训诂学》中，古今中外，冶为一炉，这样做，似有欠妥。如此扩大训诂学的范围，恐怕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正如王宁所言，“在（训诂学）这个领域里，缺乏的不是材料，而是现代人易于接受的原理、方法、思路。”（《训诂学原理·自序》）因此，王宁的《训诂学原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训诂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放在训诂原理的探讨上，放在自觉的、可操作的训诂方法的完善上。”（3页）这三个“放在”把当代训诂学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著者又提出了两个“必须”。训诂学“必须适用于当代人，因而必须在理论方法上与现时代接轨”（自序）。这样谈问题，无疑具有时代眼光。以往的国学家、国粹保存者，一味指斥年轻人“醉心西学，蔑视国故”，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国故月刊》第3期，1919。要求人们“垂情国学，怀我旧德，用迪新机”曾学传《国学杂志·义例》，见《国学杂志》第1号，1912。，这是很糊涂的思维方式。一门学科有无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自身能否适应满足时代的需要。如果训诂学根本不考虑时代需要，不能适用于当代人，不能与现时代学术接轨，它又有什么理由责怪时代对它冷而淡之呢！
《训诂学原理》为实现“接轨”的问题，在四个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1进一步讨论了训诂学在现代语言学科中的地位，论证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摆正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2清理了传统训诂学的常用术语，建立了若干新术语。古人不重视逻辑，术语概念往往缺乏共同的规范；随着训诂学的深入发展，旧时的术语已不够用。著者和她的老师陆宗达从1978年开始就“正式提出对传统训诂学要清理术语”（自序），这是学科改造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
3对传统字源学尤其是同源通用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理顺了“推源”与“系源”的关系。
4将现代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引入理论训诂，促进了经验训诂学向理论训诂学的转化。
著者还和陆宗达合著《训诂方法论》，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本专讲方法论的训诂书。
八十年代各地还出版了一些训诂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如吴孟复的《训诂通论》，白兆麟的《简明训诂学》，周大璞主编，黄孝德、罗邦柱分撰的《训诂学初稿》，杨端志的《训诂学》，黄典诚的《训诂学概论》，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黄建中的《训诂学教程》，程俊英、梁永昌的《应用训诂学》，刘又辛、李茂康合著的《训诂学新论》。某些讲中国语言学的专著也设有专章论述训诂学，如申小龙的《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中的第四章《创造性转化中的训诂语义研究》，徐超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中的第六章《训诂学》。对训诂知识的普及有一定作用。
三、训诂学史与训诂名家名著研究
本世纪训诂学史的研究始于刘师培，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以诠明小学为宗旨”，共有三十六课，其中第三十二课为“周代训诂学释例”，三十三课为“汉宋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