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与阿多诺唱反调
与阿多诺唱反调
一晚到大会堂去聆听波哥雷利奇（IvoPogorelich）的钢琴独奏会，竟然爆满。节目相当冷门，前半场是贝多芬，而且重头戏是他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No．32，op．111）。我一边听，一边看身旁的观众：有的聚精会神，有的闭上眼睛，不知是养神还是睡觉，也有的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些工作文件浏览。下半场的节目更冷门：斯克里亚宾（AlexanderScriabin）的两首小曲和拉赫玛尼诺夫（SergeiVassilievitchRachmaninoff）的六首《音乐时辰》（MomentsMusicaux）还没有奏完，听众就拍起手来。半场休息时，外面大厅有人卖他的唱片，我也挤进人群，买了一张，但没有买他录制的同一首贝多芬。
散场后，我不禁回想这个奇怪的现象：香港人真的那么喜爱古典音乐吗？还是只爱捧明星？波哥雷利奇显然是一个大明星，人过中年，作风不改，走到台前坐下就弹，毫无表情（和月前来港献艺的郎朗正相反），像一具僵尸。记得20年前我在西柏林初次听他演奏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他的态度更僵硬，但台下的女性听众为之疯狂，不少人向他献花，演奏完后还大呼“Ivo，Ivo”不让他走。看来这位钢琴怪才真的具有一种魔力，可以风靡东西两个世界。
至于波氏对音乐作品的诠释，则是见仁见智。昨晚我听那首贝多芬奏鸣曲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是刚刚去世的文学理论家赛义德。我听过赛义德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谈音乐上所谓“晚期风格”（latestyle）的问题，可能他举的例子就是这首曲子，论点我已经忘了。也许我和赛义德不同，我虽是乐迷，对音乐还是外行，而他却可以引经据典，几乎在台上奏了起来，因为他自己的钢琴造诣也绝不亚于一般演奏家。我虽是外行，却觉得波哥雷利奇没有真正把握住贝多芬的速度，甚至任意曲解，只为把听众带进一个更高超神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否属于贝多芬，仍很难说，因为我不是专家。回家后把演奏贝多芬的专家施纳贝尔（ArturSchnabel）的唱片拿出来听，仍觉得味道不对，第一乐章奏得太快（而波氏奏得太慢），真是糟糕！这一次我又要破财了：别人赌马，我买唱片，而且要买到对此曲诠释最满意的唱片，正好像输了几场马赛之后，还心有不甘，最后想赢一场一样。明天又要去那家小唱片行报到了。
赛义德在那次演讲中引用的是阿多诺的理论。这位德国理论家的书我看得不多，但他对音乐的观点倒是很明确：他讨厌一切不纯的音乐，非但鄙视爵士乐和流行曲，而且连斯特拉文斯基（IgorFeodorovichStravinsky）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也不喜欢。他最崇拜的作曲家就是“现代主义”大师和十二音律的创始者勋伯格，而且特爱勋氏那句名言：“如果是艺术，那绝不是为了大众；如果是为了大众，那就绝不是艺术。”这一句话，可谓是“现代主义”音乐的金科玉律，所以一切以大众娱乐和消费为目的的音乐，都在其讨伐之列。
《纽约客》杂志有一篇文章《鬼影奏鸣曲》，作者把阿多诺的理论骂得狗血喷头，虽然有点过分，但我还是同意文中的基本观点：如果作曲家为了要达到“纯音乐”的目的而反对一切的话，也一定会失去一切！包括像我这样的乐迷。事实证明：阿多诺大错特错，勋伯格至今曲高和寡，但斯特拉文斯基却备受听众和乐评家拥戴。二人当年都住在洛杉矶，但似乎老死不相往来。我当年决定去洛杉矶任教，原因之一也是受了这两位大师的阴魂召唤，不料现实和理想大相径庭，令我对这个娱乐消费之都大失所望。
不错，对听众而言，古典音乐也是一种消费和娱乐，问题在于如何消费才得其所值？如何在都市的噪音中培养自我心灵的纯熟境界？（这当然和阿多诺的理论大相径庭，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才是当务之急。
我不自量力，非但为香港电台网上教学节目主持了十个古典音乐节目（第一集已经上网），还在“禧文学社”和光华文化中心主办的“艺术人生”演讲系列中担纲演出，谈谈古典音乐和人生的关系，也借机和有心的乐迷交换心得和经验。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同性恋音乐家
同性恋音乐家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19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同性恋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柴氏为了见容于社会，甚至决定结婚，在1877年娶了一个莫斯科音乐学院崇拜他的女学生，原以为这位思想简单唯他是从的女子，可以和他维持夫妻的名分，却不料婚后发现她竟是一个性欲狂者，两个人的婚姻勉强支持了九个礼拜就宣告破裂，后来柴氏的兄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把他救回圣彼得堡，他终于精神崩溃。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精神复原后仍然免不了受头痛之苦，于是他酗酒、打牌，并且时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幸亏他在1877年结婚同时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梅克夫人，两个人都很害羞，所以约定避不见面，以书信维持十几年的友谊。也由于梅克夫人的资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辞去教职，专心著作，为后世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柴氏的《第六交响曲》本来他自己命名为“节目交响曲”——至于这个“节目”指的是什么，却是一个谜，后来他的兄弟将之改名为“悲怆”，似乎有点缅怀同性恋的悲怆命运的意思，性学家蔼理斯（HavelockEllis）就径称这首交响曲的秘密“节目”就是同性恋的悲剧，也有的乐评家认为他的《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主题”所指的也是同性恋。
同性恋音乐家
纸上漂过的音符
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影片《乐圣柴可夫斯基》（Musiclover），导演是在英国专门以拍音乐家传记出名的肯·罗素（KenRussell），就是描写柴氏的这段“冤孽”，记得我当时颇受震撼，片中有不少十分大胆的场面，最后的疯人院镜头（与柴氏仳离的妻子和无数男子有染后终于发狂，进了疯人院）尤其惊心动魄。
我受白先勇之托举出柴可夫斯基的例子来谈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初步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音乐界——甚至艺术界和文学界——中的同性恋者极多，至于原因如何界定，这有待专家们的研究。从一个外行人的立场，我也许可以分两面来谈谈。
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使我感觉到他的同性恋和他的内向性格是互为因果的，特别是在一个闭锁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视为羞耻之事，于是更促成柴氏内心和外在生活之间的距离。他的内心煎熬，无法经由正常的渠道公诸他人——甚至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中也不能提起——遂诉诸音乐。这是一个极粗浅的解释。然而音乐语言的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作曲家的感情，虽然柴氏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饮泣再三，但这并不表示乐谱中的音符充满了同性恋的影子。我认为“标题音乐”或“节目音乐”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点骗人的，其实音乐不可能有标题，我们听一首交响曲，自己脑海中会产生一些幻象，但因人而异，有的曲子可以使我感动，但并不一定引起别人的共鸣。同性恋和音乐的关系不在于乐曲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创作行为本身。关于这一层次的分析，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做过（参见其对达·芬奇的研究），浅显地说，艺术作品只能象征地表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柴氏内心的压抑看成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如果柴氏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动人的作品。这个论点，勉强可称为艺术家的“煎熬说”。
然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谈艺术上的同性恋：艺术本身是对于各种形态的美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体——甚至人“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古希腊的雕刻中不少是颂赞男性的人体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各流派中，也更多以男性——特别是青年男子——为美的化身。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威尼斯之死》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故事中老艺术家在威尼斯的一家旅馆中惊鸿一瞥，见到了一个波兰贵族青年美男子，于是展开了意识上和心理上的追求，但并没有诉诸真正的行动。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形而上”的一种对美的向往，而且和老年人对于死的恐惧恰成对比，美和死是西方现代文学中两个极重要的主题。
据说托马斯·曼本人就曾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才写成《威尼斯之死》，而当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时，就直接地把故事中的老年人影射作曲家马勒（片中的主要音乐是选自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维斯康蒂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以音乐来代表所有的艺术，也许他认为（而且他也确曾作过研究）马勒的内心有同性恋的倾向，虽然马勒结过婚，而且婚姻也似甚快乐，他可能是一个“双性人”。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艺术美的领域中是不分性别的，往往产生“双性”的形式。一个美的化身，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甚至也可能是双性（androgeny）；而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其本身的性取向也可能是双性的（bisexual）。西方现代音乐家中，除了纯同性恋外，双性恋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美国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当妻子过世、子女成人后，他公然从异性恋“回归”同性恋，带着他的年轻男伴侣到处旅行演出，伯氏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常常在指挥完毕后，下台亲吻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就亲眼看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被伯氏拥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