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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重录，他指挥世界首屈一指的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唱片上注明是第一套根据最新修订版本录制的，而这个版本其实就是卡普兰根据自己购得的一份马勒本人珍藏的修订本——内中有马勒亲自手写改正的多数错误，以备印刷第二版时之用，而且封面上还注明“修正后唯一正确”的版本，可见卡普兰“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研究精神。他自称曾与一位合作者参阅了14种原始版本，足迹遍布欧美，最后才定夺，并由他自己的“卡普兰基金会”资助出版，造福乐坛，也连带惠及我们这些马勒迷。
马勒的《复活》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就卡普兰演奏的这两个录音版本而言，这个新版当然胜过1988年的旧版，后者最多只不过做到一个中规中矩的业余水平。此番卡普兰成熟了，当然维也纳爱乐也功不可没。这个欧洲首屈一指的乐队，已经演奏过无数次马勒的交响乐，而且当年马勒的阴魂不散，他曾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总监，在若有神助之下，该团奏来雷霆万钧。虽然两位担任独唱的女歌手不甚有名，但皆能尽职，维也纳歌咏团（WienerSingverein）唱来更是驾轻就熟。
然而这并不见得是此曲的最佳版本，因为见仁见智，各人对此曲的感受不同，我对此曲的反应更是主观。
这部交响曲共分五个乐章。第一乐章的原题是“葬礼”（Todtenfeier），所埋葬的就是《第一交响曲》中的那个英雄（此曲亦称“巨人”）。我每听此段，也必正襟危坐，体会曲中的悲情，那是一种排山倒海式的“葬礼”，从开头的大提琴甫奏出第一主题，我就直觉地感到这是一个英雄之死，然后才在其他乐章倒叙他的经验和回忆，直至第四乐章的女声独唱和第五乐章的合唱（天使召魂），灵魂才能得救。所以，我的听法是“叙述”式的，在脑海中把全曲串连成一个故事，故事的转折点——也是最动人的一段——是第四乐章，女中音唱出第一句“啊，红玫瑰……”时，我又会正襟危坐，犹聆天籁之音。但这个女中音（或女低音）的声音又像母亲的呼唤，对于游子的倦魂是一种安慰，如果唱得动人，我就会忘记一切烦恼，即使灵魂救不了，至少也觉得洗涤一新，可以迎接第五乐章《天使》的声音，即使我在第二或第三乐章走了神，到此段我也必全神贯注。
二
第一乐章亦可单独演奏，但效果不佳。目前据我所知只有布烈兹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一个版本，阐释似乎不够深刻。第一乐章奏完后，马勒在原谱上注明至少需要五分钟休息，因为第二乐章的气氛轻盈美妙，和第一乐章的阴沉凛冽大相径庭。但一般指挥家皆不遵守。卡普兰倒是有板有眼，遵守马勒原谱上的每一个指示，所以他在两次录制的唱片中必分两片，第一片仅长二十几分钟，听完换第二张唱片时，听者就可自行休息五分钟了。
我的方法是把此一乐章与其他乐章分开来听，多听两三遍，有时也比较不同指挥录制的不同版本（学文学的人似乎都执迷于版本），这才发现大有差异：卡普兰在第一版中奏了22分22秒；此次新出笼的第二版本则为23分17秒。比他更快的是老一辈的克伦贝勒（O．Klemperer），只须19分零2秒；我手头没有马勒弟子布鲁诺·华尔特（BrunoWaiter）的版本，可能速度也不会慢。这一代指挥家中，斯拉特金（L。Slatkin）中规中矩的版本用了21分25秒演奏这个乐章，但到了伯恩斯坦就长了，他在1987年指挥纽约爱乐的版本就足足奏了24分53秒，可谓最长记录，仅次于他的是拉陶（SimonRattle）的23分52秒。当然，布烈兹所奏的原版需时更长（25分9秒），但那是没有纳入《第二交响曲》之前的“原始版”，听来快得很，一气呵成，却不沉重。
我为什么要计时？原因很简单：速度拖得愈慢，效果愈沉重，那个“葬礼”似乎也愈庄严。然而原谱所注明的速度却是“庄严的快板”！所以卡普兰不敢拖，只有伯恩斯坦晚年走火入魔，奏什么都慢，但听来仍然雷霆万钧，撼人心弦。问题是，这个铺张“葬礼”是否合乎死者的身份？这位英雄一生的价值是什么？他是英年早逝还是功德圆满之后才寿终正寝？
马勒写完这一个乐章才27岁，五年之后才作其他乐章，难道在其青年时代就想到自己的葬礼？这可能再次证明音乐家——如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命运：早熟也早死，生时个性太过敏感，而内心的煎熬和痛苦也太过剧烈。然而马勒和其他音乐家不同，他在事业上很成功，三十多岁就做了维也纳歌剧院的总裁，但他的作曲生涯是磨难多端的。《第二交响曲》首演时，观众寥寥可数，马勒还要自掏腰包，甚至向朋友借债，送票请当地（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听。难怪他总觉得自己命途多舛。辰。
第二辑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上）马勒的《复活》（2）
三
马勒在给一位乐评家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第二乐章是一个插曲，第二乐章是一种回忆！是英雄生涯的一线阳光，清澈无云。你一定有埋葬一个亲人的经验，也许在你（从葬礼）的回程中，一段早已忘怀的你们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会突然显现在你的心目中，仿佛照亮了你的灵魂——而不再笼罩在阴霾之下——你几乎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第二乐章。当你从那个温馨而忧郁的梦中醒来，重新回到这缠结不清的人生，你自然觉得这激荡不休的生命很难理解，而且突然有点怪诞，像是在一个灯光通明的舞厅中那些犹如波浪起伏的舞者，你在室外的黑暗中朝里面看——距离太远，你几乎听不到音乐！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像一个怪诞的幻境，你在其中不禁发出一声厌恶的呼叫。这就是第二乐章，其他的尽在不言中。
这段话出自卡普兰编的《马勒书信选》，附在他录制的第一个版本磁盘中。我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为了他的作品到处求人理解，而当时的大部分乐评家却对他嗤之以鼻，令他沮丧之至。在这些书信中，他再三说明音乐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生命中悟出来的，然而他的“悟”法不出自理智或哲学，而在感情。在同一信中他又说：“我需要用音乐——用交响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发端于一种朦胧的感情层面，在一扇开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前，在那个世界的时空中再没有任何破裂。”那个世界，信教的人看来，当然就是天堂。
然而在这首交响曲中，走向天堂之路也是迂回曲折的。在第四乐章中，马勒先以女中音唱出一段极为优美的诗歌：“啊，红玫瑰！人类在痛苦之中，我宁愿到天堂……我从上帝而来，要回归上帝，上帝给予我光辉，照亮我走向永久的生命！”唱完了，路还是走不完。据说马勒写到这个乐章的时候，又告难产，后来他参加另外一个指挥家的葬礼，听到教堂唱诗班的合唱，这才得到启发，在最终乐章中加进极富宗教意味的合唱。然而，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也是受尽煎熬的（乐队在此必须奏得出神入化，特别是那段步向死亡的鼓声），终于听到天使的召唤，真是犹如一线曙光穿越阴暗的云层直照下来，接着是合唱声娓娓而降，加上女中音和女高音，把这个英雄艺术家的灵魂度到了天堂，马勒甚至还不吝在此加上天堂的钟声（卡普兰的1988年版本就是先把耶鲁大学教堂的钟声煞有介事地录下来，再将之录到结尾）。
马勒的灵魂是否由此得到救赎？答案是他还要再活十几年，再作七首规模庞大的交响曲，直到作完第九——又是一首探讨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作品，才离开人世，享年仅51岁。他逝世的那一年（1911年）恰逢中国辛亥革命。
四
我偏爱马勒音乐多年，并由他上溯到布鲁克纳，觉得如果将这两位音乐家的交响乐合在一起听，一气呵成，一定最过瘾，但至今尚未尝试过。只记得在做学生的时代，有一次曾经把马勒的交响曲从头（第一）听到尾（第九），外加《大地之歌》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采用的是不同指挥录制的唱片。由于唱片录制的年代不同，我也往往受到一时的爱好、心情和唱片杂志评论的影响，甚至当时用的音响器材也会使我感受不同。
就以《复活》这首交响曲为例，我初听时用马勒大弟子瓦尔特的版本，感觉音色不够清晰，改听萧提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灌制的两个版本，又觉强劲有余但深度不足，遂听音响效果较佳的斯拉特金；终觉最感人的还是伯恩斯坦，1987年他与纽约爱乐演奏的唱片，在我的音响设备中播出时效果特佳；不久又买拉陶的英国版本，颇受最后乐章的吸引，但开头第一乐章又不对我的口味；回头买老指挥家克伦贝勒指挥的版本，最后才发现卡普兰。听完这个最新版本之后，才觉得虽然他第一次和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效果平平，但是女次高音佛丽斯特（MaureenForrester）还是唱得很感人。这个独唱角色，当年几乎非她莫属，尚可匹敌的似乎只有路德维希（ChristaLudwig）和珍妮·贝克（JanetBaker），而这也是演唱马勒歌曲最优秀的两位女歌手。《复活》交响曲中的女高音角色并不重要，但往往也有名牌歌星愿意参加演出，施瓦茨科普夫（克伦贝勒版）和凯瑟琳·芭托（KathleenBattle，斯拉特金版）即是二例。记得小泽征尔还动用了杰西·诺曼（JesseNorman），但我没有听过。
最近在澳门音乐节巧遇香港的乐评家刘靖之教授，他告诉我今年暑假他有幸到瑞士的琉森（Lucerne）音乐节听了几场音乐会，最后的压轴戏是阿巴多指挥的马勒此曲，他听后大为惊叹，认为是有生以来最佳的诠释。他又说：“伯恩斯坦奏得太浪漫了，阿巴多才是大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