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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亦儒的生活。另外也可看出，周敦颐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
从26岁开始，周敦颐就进入仕途，做了30年的地方官，主要是做司法官，建立了一些政绩，受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扬。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除了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周敦颐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儒学的研究与传授之中。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下面概略介绍一下这位理学开山祖师的行事与为人。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谥号元，称元公。他曾建书堂于庐山之麓，因堂前有一溪，乃以其家乡濂溪为之命名，又将其书堂取名为濂溪书堂，晚年定居于此，故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其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贺州县令，于周敦颐15岁时去世。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年少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到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郑的抚育下成长。24岁时，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到任后，该县有一疑案久不能决，周敦颐在解决此案中便初次显示了他的才能。庆历四年（1044年）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一狱四，法不当死，而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的权势，不敢出面讲话，惟敦颐独能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便弃官而去，气忿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道学一》本传）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免于死刑。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敦颐为师受业。是年冬，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县）县令，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改任桂州桂阳（今湖南桂阳）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阳皆有治绩，得到了达官们的赏识和推荐，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到任时，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分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就高兴地说：“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同上）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熙宁五年（1072年）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次年六月病死于此，终年57岁。
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其官阶并不显达，始终是地方官吏，如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军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其政绩亦表现在司法工作之中，在当时算得是一位清官。后来黄庭坚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徽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同上）。又《年谱》记载说：“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择留美四十余亩，畀周兴耕之。”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濂溪先生墓志铭》）。《年谱》又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囗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这些评语，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不失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比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周子全书》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看作是一位应当青史留名的儒学大师了。周敦颐在邵州还写了《邵州新迁学释祝文》，其中称颂孔子说：“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宫可忽欤！”（同上）。这说明他也认为自己是复兴儒学、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师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颐门下受业，为时不到一年，受其薰陶极深。《宋史·道学传》称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颢亦有自述云：“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学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所谓“寻颜学仲尼乐处”，就以追求学做圣人的乐趣，把学做圣人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后来，周敦颐又把自己著的《太极图说》传给二程。二程所学虽不完全出自周敦颐，但受周的启迪确实很深。南宋时期的胡宏也赞誉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这个说法是有其根据的。
在周敦颐的传道讲学活动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启人心智的高明导师。据《宋史》记述说：“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如此。”程颐的学生侯师圣听不懂老师所讲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颐请教，经周的开导与启发后，茅塞顿开，程颐知道后，立即猜测到，这个学生一定向周敦颐请教过了。这件事不仅说明周敦颐启发了侯师圣，同时也说明程颐当年受周的开发教导记忆犹新。另据周敦颐《年谱》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为提点江东刑狱时，闻周敦颐之名，特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由此可见，周敦颐不仅善于开导人，同时也说明他当时在学者中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
周敦颐的著作，流传于今的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据考证，已佚亡的著作还有《娘说》、《同人说》各一篇。《垢说》和《同人说》都是对《周易》六十四卦中娠、同人两卦的解说，它们是独立于《易通》之外的两篇著作。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极图说》和《易通》之影响为最大，这两部书集中体现了周敦颐所开创的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塑造了两宋理学的雏型，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核心的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
二、情志清高 寓怀于尘埃之外
周敦颐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其地位并不显赫，生活也比清苦，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他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不与世俗同污，在精神生活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格。他既是一个官吏，又是一位儒师，既自诩为儒学正宗，又兼有佛阁风骨和仙过气派。身虽在官，又常寄情怀于方外。诗人黄庭坚评论他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濂溪祠并序》，《周子全书》卷19）。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出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爱庐山之胜，乃有卜居之心，于是乃筑堂于其麓，书堂前面有一溪流，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将其取名为濂溪，决定退休后定居于此，以遂其隐居山林之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他写了一篇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至今仍被人们爱慕和乐于欣赏的好文章《爱莲说》，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怀和道德品性。全文只有二百余字，不妨抄录于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连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称莲花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自己。以为自己身虽在官，但并不追求荣华富贵，只想做一位高尚的“君子”，希望象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清远溢香，亭亭静植”，既是一个高尚的“君子”，又是一个自性清净、佛性常住的方外之人。周敦颐的“濂溪书堂”又名“爱莲堂”。据传，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的水中有莲。庐山也曾经是东晋高憎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故地，是个佛教胜地。周敦颐在这里写作《爱莲说》，与佛教颇有关系，据专家们考证分析，莲花本为佛教之花，佛经《华严探玄记》就用莲花来比喻真如佛性，如书中说：“如莲花自性开发，譬如真如自引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又说：“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常乐我净。”《爱莲说》表现了周敦颐思想中，接受并溶汇了佛家的佛性说，他用莲花的特性比喻为天赋的人性至善和清净不染。以“出于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性，说明理想的圣人之性，说明圣人之性的至善至美。在周敦颐看来，淤泥好比那污染人性的人欲，为达到圣人的至善境界，就必须去污存净，去欲存诚。这种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