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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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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亦儒的生活。另外也可看出,周敦颐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宽裕。

    从26岁开始,周敦颐就进入仕途,做了30年的地方官,主要是做司法官,建立了一些政绩,受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扬。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除了按当时的政治要求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周敦颐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儒学的研究与传授之中。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下面概略介绍一下这位理学开山祖师的行事与为人。

    周敦颐,字茂叔。原名敦实,因避宋英宗旧讳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谥号元,称元公。他曾建书堂于庐山之麓,因堂前有一溪,乃以其家乡濂溪为之命名,又将其书堂取名为濂溪书堂,晚年定居于此,故后人又称他为濂溪先生,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濂学”。其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贺州县令,于周敦颐15岁时去世。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年少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到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郑的抚育下成长。24岁时,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被朝廷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到任后,该县有一疑案久不能决,周敦颐在解决此案中便初次显示了他的才能。庆历四年(1044年)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第二年,南安有一狱四,法不当死,而转运使王逵却决定严加处理,众官虽觉不当,但他们慑于王的权势,不敢出面讲话,惟敦颐独能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便弃官而去,气忿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宋史·道学一》本传)王逵终于省悟,放弃了原来的意图,囚犯免于死刑。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敦颐为师受业。是年冬,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县)县令,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改任桂州桂阳(今湖南桂阳)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阳皆有治绩,得到了达官们的赏识和推荐,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到任时,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分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就高兴地说:“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同上)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熙宁五年(1072年)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次年六月病死于此,终年57岁。

    纵观周敦颐的政治生涯,其官阶并不显达,始终是地方官吏,如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军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其政绩亦表现在司法工作之中,在当时算得是一位清官。后来黄庭坚称颂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徽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同上)。又《年谱》记载说:“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择留美四十余亩,畀周兴耕之。”潘兴嗣说周敦颐在洪州南昌做官,得过一场大病,去看望他时,“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濂溪先生墓志铭》)。《年谱》又说:“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乃分司而归,妻子囗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这些评语,不免有溢美之辞,但至少反映了周敦颐在精神生活上不失为一光明、正直的清高的君子儒,在物质生活上确实是比较清寒的。

    在30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敦颐一面做官,一面潜心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和传授,他既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儒学大师。据《年谱》说,他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代理邵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史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赞颂他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史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周子全书》卷17)至此,周敦颐已被看作是一位应当青史留名的儒学大师了。周敦颐在邵州还写了《邵州新迁学释祝文》,其中称颂孔子说:“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然而夫子之宫可忽欤!”(同上)。这说明他也认为自己是复兴儒学、施行孔子之道的一代大师了。二程兄弟在周敦颐门下受业,为时不到一年,受其薰陶极深。《宋史·道学传》称程颢“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颢亦有自述云:“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学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宋元学案·明道学案》)所谓“寻颜学仲尼乐处”,就以追求学做圣人的乐趣,把学做圣人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后来,周敦颐又把自己著的《太极图说》传给二程。二程所学虽不完全出自周敦颐,但受周的启迪确实很深。南宋时期的胡宏也赞誉周敦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这个说法是有其根据的。

    

    在周敦颐的传道讲学活动中,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启人心智的高明导师。据《宋史》记述说:“侯师圣学于程颐,未悟。访敦颐,敦颐曰:‘吾老矣,说不可详。’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颐惊异之,曰:‘非从周茂叔来耶?’其善开发人如此。”程颐的学生侯师圣听不懂老师所讲的道理,就去向周敦颐请教,经周的开导与启发后,茅塞顿开,程颐知道后,立即猜测到,这个学生一定向周敦颐请教过了。这件事不仅说明周敦颐启发了侯师圣,同时也说明程颐当年受周的开发教导记忆犹新。另据周敦颐《年谱》记载,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为提点江东刑狱时,闻周敦颐之名,特向他请教,二人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由此可见,周敦颐不仅善于开导人,同时也说明他当时在学者中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

    周敦颐的著作,流传于今的有《太极图说》、《易通》(又名《通书》)、《爱莲说》、《拙赋》等。据考证,已佚亡的著作还有《娘说》、《同人说》各一篇。《垢说》和《同人说》都是对《周易》六十四卦中娠、同人两卦的解说,它们是独立于《易通》之外的两篇著作。在上述著作中,以《太极图说》和《易通》之影响为最大,这两部书集中体现了周敦颐所开创的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塑造了两宋理学的雏型,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的建立提供了核心的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

                      二、情志清高  寓怀于尘埃之外

    周敦颐做了近30年的地方官,其地位并不显赫,生活也比清苦,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算得上是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员。他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不与世俗同污,在精神生活上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格。他既是一个官吏,又是一位儒师,既自诩为儒学正宗,又兼有佛阁风骨和仙过气派。身虽在官,又常寄情怀于方外。诗人黄庭坚评论他说:“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邱壑。”(《濂溪祠并序》,《周子全书》卷19)。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出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时,爱庐山之胜,乃有卜居之心,于是乃筑堂于其麓,书堂前面有一溪流,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将其取名为濂溪,决定退休后定居于此,以遂其隐居山林之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他写了一篇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至今仍被人们爱慕和乐于欣赏的好文章《爱莲说》,用以寄寓自己的情怀和道德品性。全文只有二百余字,不妨抄录于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连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称莲花为“花中君子”,借以比喻自己。以为自己身虽在官,但并不追求荣华富贵,只想做一位高尚的“君子”,希望象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清远溢香,亭亭静植”,既是一个高尚的“君子”,又是一个自性清净、佛性常住的方外之人。周敦颐的“濂溪书堂”又名“爱莲堂”。据传,发源于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的水中有莲。庐山也曾经是东晋高憎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故地,是个佛教胜地。周敦颐在这里写作《爱莲说》,与佛教颇有关系,据专家们考证分析,莲花本为佛教之花,佛经《华严探玄记》就用莲花来比喻真如佛性,如书中说:“如莲花自性开发,譬如真如自引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又说:“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如真如四德,常乐我净。”《爱莲说》表现了周敦颐思想中,接受并溶汇了佛家的佛性说,他用莲花的特性比喻为天赋的人性至善和清净不染。以“出于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之性,说明理想的圣人之性,说明圣人之性的至善至美。在周敦颐看来,淤泥好比那污染人性的人欲,为达到圣人的至善境界,就必须去污存净,去欲存诚。这种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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