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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和墓志铭对邵雍不免有溢美之词，但至少可以看出他确实具有很多优良品德和作风。
邵雍初到洛阳时，家境十分清寒，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仍然自有乐趣。只是因为他后来结交了一批达官贵人，受其资助，生活才变得优裕起来。但司马光等20余人为他购置的园宅，规模并不很大，他“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日安乐窝。”（《宋史·道学传》）当然，既称“安乐窝”，可能收入不止仅给衣食，至少是比较优裕。不过，这只是他死前六七年的事。邵雍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觉得十分满足，如他在《击壤集》的《后园即事》中说：“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因此将自己的园宅称为“安乐窝”，又自号“安乐先生”。这说明他不但不以做官为荣，而且不谋取功利的态度。
这位安乐先生，在生活上十分安闲自在，“旦则焚香燕坐，脯时酌酒三四瓯，微薰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同上）别有一番情趣。于春秋时节，出游城中，风雨时不出门，出游时乘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喜欢到哪就到哪，行无定所，无拘无泥。由于他在洛阳结交了很多文人儒土、官僚学者，并在这些人之中享有声誉，受到“雅敬”，当他乘坐的小车出现，“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无论童孺家仆，都欢喜地说：“吾家先生至也。”又据《宋人轶事》说：邵雍每当“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咸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父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由此可知邵雍的人缘之美。据说当时有十余家为他准备了像“安乐窝”一样的住所，随时接待他的到来，名曰“行窝”。邵雍去世后，有人写挽词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自此以后，这十二家人就失去了一位十分逗人喜爱的客人，他们对邵雍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
从表面上看，邵雍是一位十分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安时顺处的人。但若从更深层的情况来看他对世事人生的态度，却又另有情由。作为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万物都有更深刻的观察与思考。他对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之复杂性更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因此，对自己应该怎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自寻乐趣，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己为要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如《安乐窝中吟》组诗中的第一首云：“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首有云：“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和看花、饮酒、赋诗。于外一切，皆无兴趣。
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酒三四瓯，微薰即止。他说：“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乐窝中吟》第十一首）。“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朱熹对此有看法说：“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有学生问朱熹：“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待其乐。他还有诗写道：“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00）。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是一个“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由于他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先生不是闭关人，高趣逍遥混世尘。”（《邵子全书》卷20）。这无疑是道家“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如他重病时，敌视新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从此永诀，列有见告乎？”邵雍“举两手”示意说：“前面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著身外，况能使人行乎？”（《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又如，当旧党领袖司马光在邵壅面前称旧党骨干人物傅尧具有“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邵雍不以为然，他说：“清而不耀，直而不激，能而能温，是为难耳。”（同上）在他看来；仅有清、直、勇三德并不难，能具有“不耀、不激、能温”三德才是不容易的。这个事实说明，邵雍并不赞成旧党的过激行为，这就是他对新旧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过去一些论者把邵雍等同于一般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这是不公允的。
三、先天象数之学 巧绘宇宙图式
象数之学盛行于汉代，当时的易学家曾运用《周易》的数字模式去解释天地宇宙之构造及其演化现象。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王弼首创用“义理”解《易》的方法，此后象数之学渐不为学者所重视，后来，汉代的象数目籍也只有纬书《周易乾凿度》被保留下来，象数之学只在民间以神仙方术的形式进行传布，另外还有一些不名于世的隐士还续继研究，用秘密的方式流传下来。到了五代末年和北宋初年，有道士陈抟以象数解《易》，后又以《先天图》的形式传至种放，又四传至邵雍。然而，陈抟的象数学已不同于汉儒之象数学，他的象数学即所谓“先天学”。因为宋儒称伏羲之“易”为“先天”，称文王之“易”为“后天”，研究伏羲之“易”之学谓之“先天学”。所谓先天象数学，就是用象数推演方法去解释《周易》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学说。象数学派是哲学史上出现的一个独特的哲学派流。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主要包含在他的《皇极经世书》中。《皇极经世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体系也很庞大。在这本书中，他力图构制一个说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力求追寻出一个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邵雍的学说虽然上有承传，但《皇极经世书》基本上是用自己创造的象数体系来概括宇宙之间的一切。主要是由于他“探迹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宋史·道学传·邵雍传》）。
下面来介绍邵雍的宇宙万物演化图式。周敦颐《太极图说》所建构的宇宙图式是从象学推演出来的，邵雍的宇宙图式则是兼用象学和数学推衍出来的，所以邵雍的图式较周敦颐的图式更为详细。
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邵雍认为天地万物是由一个总体的“道”产生出来的。他说：
道生一，一为太极；一生二，二为两仪；二生四，四为四象；四生八，八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后天地之数备焉。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演之以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皇极经世》卷上）
这里所说的一、二、四、八、六十四就是“数”，与数相对应者是“象”，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具体地说，作为宇宙本原的“道”演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就是道生天地，“天为阴阳，地分刚柔，刚柔则二分为四。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此天地之道；动之始阳生，静之始阴生，此天地之用，刚柔为天地之用。天生出太阳、少阳、大阴、少阴，即日、月、星、辰；地生出太柔、少柔、太刚、少刚，即水、火、土、石。”（同上）此处所讲的太阳、少阳、太阴、少阴，是为天之四象，它们各自代表的具体物质就是水、火、土、石，《皇极经世》又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春、夏、秋、冬）成焉；刚柔尽而四维（东西南北）成焉。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观物内篇》之一）“四时”指时间形式，“四维”指空间形式。“四时”、“四维”是标志整个宇宙的总概念。这里顺便指出，既然断言至大的天地以阴阳和刚柔尽其作用，又表现为“四时”“四维”的宇宙形式，毫无疑问，这个宇宙就是物质性的宇宙。这可以看出，邵雍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
前面所讲的地之四象为水、火、土、石，也就是说，《皇极经世》是把水、火、土、石作为构成地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元素，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邵雍以日、月、星、辰为天之四象，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体，这是讲的天地之物象，而金、木、水、火、土谓之五行；四象、四体乃先天所具有，五行为后天所生。后天是先天所生，五行乃水、火、土、石所生，水火土石才是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因为金、本、水、火、土都包含于水、火、土、石之中。这是因为，“金出于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后有金，有土而后有木。”
有了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之后，天地之体就形成了。有了天地之体，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