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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注＇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注＇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注＇许多人都愿与他交往，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永贞革新”主角的王叔文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以及韩愈、孟郊、李翱等文坛名人。特别是刘禹锡，成为柳宗元的终生好友。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注＇这些人已在为李诵继位作准备，柳宗元作为这一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了他们的活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死，经过激烈斗争，确定由李诵继承皇位，王叔文一派取得了暂时胜利，执掌朝政。柳宗元升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刚满33岁。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注＇，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注＇，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注＇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言；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注＇宦官不仅掌握了兵权，而且担任了执掌机要、传宣诏令的枢密使和宣征使，从而把持了军事、人事实权。宦官还侵占土地，霸占民日，主持“宫市”，“您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加剧了社会矛盾。王叔文集团执掌朝政以后，着手改革这些弊端。这个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柳宗元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注＇，表明他在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注＇。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注＇。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汨罗江，痛陈屈原时代忠奸易位、是非颠倒，寄托自己个人的身世之感。文章最后写道：“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囗兮，蹈大故而不贰。”表示要以屈原为榜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无怨无悔。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与他结交，谈禅论道，诗文唱和。此外这里还常有一些过往的僧人，也与柳宗元关系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长安时就与僧侣有交谊。这时他正值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闷，加之每天面对的是青灯梵呗，相处的是禅僧，促使他对佛教教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很快从悲观失望中振作起来，内心中始终抱着“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注＇的信念，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而且能排除困难，自强不息，进行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注＇，“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注＇，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