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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明白心本无思，是外在事物引起心的思虑活动。这二步“思”虽不存于心，但还没有否认“思”在心外的客观存在，正如禅宗北支神秀所说要对心“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第三步即“知本无有思”，思虑不仅不存在于心中，连它在心外也不存在了。正如禅宗南派慧能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染尘埃。”＇注＇心外的思（尘埃）都不存在了，当然就没有邪情来污染真性，“复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佛教术语说，是由“渐悟”达到“顿悟”的过程，达到“至诚”的神秘境界。这样，就与圣人相差无几了。
第三，视听言行，循礼而动。
李翱讲“复性”，具有明显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动静皆离，寂然不动”的神秘方法，无异于教人不暗不闻，闭目塞聪，难免使人糊涂。李翱本人也有所觉察，所以他解释说：“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既视听昭昭，又不起于见闻，要达到“无不知”“无弗为”，这显然又是一种超凡的境界。在《复性书》的另一处，他用通俗得多的语言说：
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于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珮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
圣人制礼作乐，目的就是教人循礼而动，忘记嗜欲，而归于性命之道，也就是“复其性”而“归其源”，用礼教约束自己，使妄情消减，真性复明，由格物致知达到正心诚意。李翱引《大学》的话说，致知在格物，“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这样，他的“复性”论由神秘的体验最终落实到了人伦日用，关系到了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从而区别于佛教的“明心见性”论，老庄的“心斋”“坐忘”论，显示出儒家心性化的性格特征。
3．复性论对后世的影响
《复性书》以儒为主，综合佛、道二家（特别是佛教）的思想，加以创造性的溶铸，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心性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儒家思想。李翱从儒学众多的问题中拈出性、情这一对范畴进行深入的阐述，摆脱了汉唐以来研究儒学重训诂章句的传统思想方法，开辟了新的风气。从此以后，心性问题成为后世儒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宋明理学家大都讲性情、理欲之辨；追本其源流，不能不说李翱《复性书》开创了先声。
李翱于儒家众多的经典中，着重表彰《中庸》，对《中庸》的心性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欧阳修在《读李翱文》中说，“予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耳。”李翱在《复性书》中还屡次征引《大学》、《孟子》、《易传》等等。现代学者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说：“儒家书中，谈此虚高者（按；指性命问题），仅有《孟子》、《易·系》及《戴记》之《乐记》、《中庸》、《大学》三篇，在李氏前皆不为人注意，自李氏提出，宋儒遂奉为宝书，于是将此数书提出，合同其说，以与二氏相角。”由此看来，李翱已开启了后世重视《四书》的先河（他与韩愈合著有《论语笔解》）。
李翱（包括韩愈）对儒学的创新，基本目的在于反对佛、老二教，复兴儒学。李翱一方面辟佛，另一方面却钻进佛学的肚子里，去吸取它的思想营养，以弥补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不足。宋明许多理学家也正是如此。他们表面上站在儒家文化正统的立场上，竭力排击佛老，另一方面却对佛（老）的思想成果加以利用，由崇儒排佛到援佛入儒。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讲的“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宋明理学家的这种惯用伎俩，不能不说受了李翱的启发。
（杨世文 撰）
大唐文儒 柳宗元
（773—819）
一、辅时及物 参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注＇自北魏以来，柳宗元的祖先世代显宦，到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就拿高宗一朝来说，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0多人。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注＇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柳宗元在求举过程中，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792），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过诗文。但柳宗元及第并不单单依靠了权贵的榆扬，还因为他有真才实学。这一年陆蛰入相。第二年，陆蛰用户部侍郎顾少连权知贡举。顾少连是个不畏权贵、执法严格的人。他主持考试，不顾权势者“众口飞语，哗然涛张”，大力选拔孤寒之士，柳宗元于这一年及第，同榜32人，其中包括他的终生至友刘禹锡。
按规定，唐时进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做官。恰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病逝。柳宗元由于眼父丧，在三年之内无法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出路做官。于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有机会考察唐代的西北边防。
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氏成了亲。同年，他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未被录取。
柳宗元曾自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注＇他早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制举落第时，曾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