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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坎坷仕途 刚直秉性
韩愈率退之，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因他的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韩愈也自称昌黎人。七世祖韩茂曾于后魏立过大功，被封为安定王。父韩仲卿，做过武昌（今湖北鄂城）令，官至秘书郎。在任武昌令时，因为政清廉，爱民如子，离任后当地百姓为他树碑颂德，当朝大诗人李白写了《去思碑》赞扬他的政绩。韩愈的叔父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以文章名于当世。韩愈的伯兄韩会官至起居舍人，后来贬韶州刺史，善清言，有文章。韩愈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世官宦的书香之家，自幼受到家学熏陶，对源于中土的儒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韩愈的母亲早逝。3岁时，他又失去了父亲。小小年纪痛失双亲，他的伯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责任。韩会对韩愈后来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人王钅至甚至认为韩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是由“兄弟师授”＇注＇。7岁时，韩愈随伯兄来到长安。这时，韩愈已能立志于学，一日能记诵数千言，言出成文。所学包括经、史、百家之言，而以儒家文化的经典六经为主。《旧唐书·韩愈传》说他“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他在后来《答李翊书》中也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注＇，表明他自幼服膺孔孟，崇信儒经。这种读书生活对于他后来高举儒家正统的大旗，力排佛老“异端”，具有重要影响。韩愈不仅努力钻研六经，而且对三代两汉的古文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的文章，他后来力倡文学创新，鄙时文而尚古文，在青少年时期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韩会因党元载，被贬官岭南韶州，这时韩愈年仅10岁，随伯兄到了南方。不久，韩会病死于贬所，韩愈由兄嫂郑氏抚养，护送伯兄的灵枢归葬于河阳老家。唐德宗建中、贞元间，李希烈、朱氵此相继作乱，中原多故，韩家百口避地江南。动荡不安的时局，促使韩愈早年就萌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志向；长途的颠沛流离，又使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避地于江南，又使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讲习学业，沉湎古训。
贞元二年，韩愈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这是他第二次到长安。这年他刚满19岁，但已尽能通六经、百家之学。在京城，他不仅目睹了繁华的街市，更深深体会到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这促使他也跃跃欲试，想摘取进士的桂冠。他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韩愈由是知名于时。据们日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当朝文士中兴起了一股“尚古学”的风气，效法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以独孤及、梁肃二人最称渊奥，为儒林推重。韩愈与他们交游，深受他们的影响，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初出茅庐的韩愈，更加坚定了起衰济溺的信念。第二年，他到州县求举。但经过四次考试，到贞元八年，陆贽主持科举考试，经过梁肃引荐，韩愈考取了礼部进士。这一榜进上除韩愈外，还有欧阳詹等，多为天下名士，当时号称“龙虎榜”。
韩愈得到了功名，他的第一个愿望已如愿以偿，应该说是春风得意，下一步只等入仕做官了。但是，按照唐朝的制度，学子中了礼部进士后，只能说初步具备了入佳的资格，新进士还得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得到一官半职。第二年，韩愈就满怀希望地应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但连续三年应试，均告失败。此时韩愈已28岁，到京求位已历十年，犹未得一官，他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的作弄。他就象一匹栏中的骏马，渴望驰骋，但得不到机会，加上长安开销很大，此时他已囊中羞涩，于是只得以文章作为见面礼，奔走于权贵之门，希望有一位伯乐能够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加以提拔奖掖。
这年正月，他曾三次上书宰相，以优美的笔调，表白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及穷愁潦倒之态。他说：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诗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一选于吏部牢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泅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上宰相书》）
韩愈的恳求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重视，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韩愈求仕不得，只好离开京城，怀着不得志的心情东归故里。他经过潼关，游凤翔，又上书京西节度使邢君牙，坦诚地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注＇企图以此说服权臣起用自己，但权势者无动于心，韩愈极度苦闷。在归乡途中，见有人宠白乌、白囗鹆西行送给天子，韩愈深有感触，联想到自己饱读诗书，身怀抱负，却不得名于荐书，而这两只鸟只不过有华丽的羽毛，反得蒙采擢荐进，如此光耀，感物伤生，心中极为苦涩，发出“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感二鸟赋》）之叹。他把穷达归因于命运的安排，只好按捺住自己要求出佳的迫切心情，等待机会，相信“善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同上）。
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年，因汴州发生叛乱，宰相董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被辟署试校书郎，汴、宋、亳、颍四州观察推官，随董晋由洛阳到了对州。这是他第一次做官。”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官半职，应该说已如愿以偿，以后就只等平步青云了。一年以后，他又以疾辞。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去世。不久，汴州发生兵变，韩愈携家出城，辗转依于武宁节度使张建封，被辟为推官。韩愈刚过而立之年，入仕日浅，年轻气盛，对官场缺乏深入的了解，不谙人情世故，对上司往往发言直率，无所畏忌。贞元十八年，调授四门博士，做了学官。此时的韩愈，已经成了文坛领袖、名动海内。第二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这年他36岁。此时，他与文坛的另两位领袖柳宗元、刘禹锡结成了好友。
监察御史掌纠察百官，虽只正八品下，但地位非常显赫。仕途的得意，使他觉得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平生的抱负，按照儒家的理想治国平天下。这年关中大旱，闹饥荒，而有关部门不仅不予蠲免租役，反而竭泽而渔，使民不聊生。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上疏请求宽摇役、免因租以安京师，又上疏论除宫市之弊。哪知德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嫌他直言多事，一气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今广东西北）。
韩愈因直言而得罪，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他有些晕头转向，不知道是谁在皇帝面前进了谗言，从身后捅了他一刀。当时王叔文、韦执谊一派势力在朝中逐渐得势，柳宗元、刘禹锡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韩愈虽与柳、刘是好朋友，但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甚至怀疑柳宗元、刘禹锡与他的贬逐有关。这是韩愈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的起落。这次挫折使他认识到，要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就应该学得圆滑一些，多说奉承话。不过，韩愈始终是韩愈，他刚直敢言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使他在仕途中吃了不少亏。
韩愈在遥远的南方度过了两个春秋。德宗死，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韩愈获得赦免，移江陵法曹参军。赴江陵途中，他曾在湖南郴县待命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韩愈写下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五篇哲学论文“五原”＇注＇。这五篇文章不仅是散文史上的名篇，而且是韩愈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标志着他的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这一年韩愈38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孔孟以来的儒学正在衰落，在与释、道二教的竞争中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他以卫道者自居，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要扶正名教，以使儒学重新占领思想阵地。
顺宗在位数月即被废黜，由“二王人司马”领导的“永贞革新”被宦官集团扼杀。宪宗即位，改元元和。这年夏，召韩愈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韩愈以天下名儒，担任学官，致力推行他重振儒学的主张。韩愈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并不板着面孔教训人。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注＇除了讲解义理之外，他还出语恢谐，使人发笑，并有说有唱，使学生在轻松活泼之中体会所学的知识。
元和四年，韩愈改任都官员外郎，五年为河南县令，六年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七年韩愈因管闲事受连累，降官国子博士。他自视颇高，却又屡遭贬黜，情绪非常低落，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写下《进学解》一文，试图解答仕途穷通与学业精粗之间的关系，反思自己为什么动辄得咎。谁知他的这篇牢骚满腹的文章，却得到了执政的赏识，认为他有史才，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白居易起草的《除官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