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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
《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所谓“立忠为教”，是说孔子作《春秋》，在于树立“忠道”进行教化，所谓“原情为本”，是说孔子所倡的“忠道”源于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思想动机，将目的与手段分开，强调“权”、“宜”，这样，对经文的阐释、对人物的评价比纯粹用事实、用效果、用“礼法”去衡量，要灵活得多，主观随意性也更大。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评判标准及价值观任意发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旧瓶装新酒。这种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于《春秋》学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氏引用孔子的话批评晋文公“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微旨》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这样，通过发挥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宣传“尊王”的“忠道”。所以陆淳说：“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注＇。
对于啖助所论的《春秋》宗旨，赵匡略有异议。他认为“《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兴常典、著权制。如凡是郊庙、丧纪、朝聘、搜狩、婚娶违礼则讥之，这是“兴常典”。至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所以穷精理也。精理者非权无以及之。”因为《春秋》之作，目的在于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也就是通过“例”、“体”而寓褒贬。他说：“故褒贬之指在乎例，缀叙之意在乎体”“知其体，推其例，观其大意，然后可以议之耳。”可知赵匡比啖助更强调“褒贬”＇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