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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到15岁时，他留连礼乐，乐以忘返，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到17岁时，孔子已是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孔子的身体也很棒，体长九尺（合今2。16米），号为“长人”。力大可举城门，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和悲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3岁丧父，17丧母，过早地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便是如何安葬亡母遗体的问题。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规矩，孔子应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关系的机会。可惜的是。孔母徵在从未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去找答案。孔子将亡母灵柩殡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五父之衢”，以便引起人们的关注。结果一个赶车人的母亲（“挽父之母”）熟悉当年旧事，告知孔父墓地所在，孔子于是得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真乃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徵在夫妻关系，尽了一点孝子仁人之心，也确认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也许是他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
二、学道不厌 诲人不倦
在安葬亡母的事情上，表现出了孔子的聪明之处，一时也许不无自得。当时季氏家举行“飨礼”，孔子顾不得母孝在身，便“腰经”而往，不料吃了闭门羹。飨礼，是招待士人的饮宴制度。士子欢聚一堂，借酒欢歌，演习礼仪，以文会友，切磋技艺。”贵族大夫则借此“优贤礼士“之机联络感情，笼络士心。年轻的孔子也许是出于前一目的，怀着对礼乐的好尚心情，急忙赶去赴会，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又称阳货）拒之门外，还酸溜溜地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却不敢请先生您呀！”孔子本来通过葬母于防，肯定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根据“士之子孙恒为士”的惯例，他应当已取得了士的资格了，不意并未得到社会的承认。面对这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孔子并没有不满，更不会表示反抗。他生性不会怪罪别人，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论语·宪问》，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也是自责从严，待人从宽。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对阳虎的闭门羹，他不怨天，不尤人，平静地退了下来。此后他努力学习，加强修养，以适应等级社会的种种要求，争取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希望通过“庶人在官”的途径进入贵族集团。他曾自述其为学历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即是说，他15岁立下系统学习礼乐文化之志；30岁学成，已可立身上流社会；40岁则信心坚定，认识准确，无所困惑；50岁，参验大道，认识天命，或曰规律、真理；60岁，能对一切耳闻目睹之事作出迅速又准确的反映；70岁，他纵心而行，行无不与天合；纵口而言，言必与事验。所言所行无不与客观规律和行为准则高度统一。这就是孔子从一个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孤儿成长为万世景仰的圣人，在知识和修养上的渐进过程。
根据孔子的自述和他的一生行事，其30岁以前是勤奋学习，初具立身处世的各种知识和才能的时期，30岁以后则是他在知识和修养上进一步纯化和提高的时期。当时，贵族阶级推重的知识和技能有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此即“六艺”。“六艺”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周礼》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国子，即贵族子弟。国子所学为六艺，所师为保氏。据载还有库序、辟雍、伴宫等专门场所为国子之学校。但是只可借这都是出自故者遗贤对西周旧制的追忆。孔子所生的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既无学校，也无教材，当然也没有老师。国家没有具体措施教化人才，故贵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锦衣玉食——无所长。他们不再是先掌握了“六艺”然后从政，多半是胸无点墨，已为世官。其优秀者乃能于从政之余，为工作所迫学点礼仪，以应付为政之需，同时也博得“敦诗书、说礼乐”的美名。可是作为平民子弟，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就必须首先学会六艺，才可望获得进身之阶。子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即指此也。对白衣出生的孔子来说，当然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若用之，吾则从先进。”（《先进》）亦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这在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设施的当时，平民子弟要实现“先进于礼乐”又何其难哉！但是孔子却成功了，经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了学问渊博的智者，道德高尚的圣人。他以社会为学堂，以生活为教材，以众人为师友。克眼了没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教师的重重困难，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学成才的光辉典范。孔子从“十有五志于学”开始，一生坚持学习，直到老年，犹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关于孔子刻苦事学的事迹，历史上有许多记载，他自己也有很多自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树立追求大道的远大理想，克服生活上的物质欲望。常以“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自勉，“食无求他，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他批评那种既欲求道，又怕吃苦的人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矣！”（《里仁》）他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其次是谦逊好学，人人为师。他一生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同上）。不仅要向比自己多识的人学习，还要善于向比自己低下的人学习。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为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和取法的老师，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从反面受到警醒。他成才后，有人向弟子子贡打听孔子的老师，子贡说：“仲尼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却实不是虚美之辞。他知识渊博，技能全面，正是他无所不学，学无常师的结果。他曾学琴于师襄，学少吴氏职官于郯子，学乐于弘苌，相传孔子还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项橐请过教，流为千古佳话。他还注意从生活中学习，“入太庙，每事问”，有人不理解说：“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进太庙，每事问。”孔子问答说：“这就是知礼呀。”（《八佾》）知道自己无知的人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无知又能积极求知的人就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固然可学，而且草野之民、蛮夷之人也同样值得学习。他主张“礼失而求诸野”，又说“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因此有必要向民间和夷狄学习。他曾向“鄙夫”叩问过，向东夷之君学过礼。“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子张》）。不捐细流成大海，转益多师是我师。每个人只要善于学习，随处都可获得知识，滴水成河，积腋成裘。
其三是学思结合，明辨审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他不仅好学，而且好思，学思结合。《中庸》又载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过程的重要环节。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孔子本人就是学与思与行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特别是能从极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孔子学琴于师襄，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师襄说：“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学会了曲子的韵律，还未得其技巧。”又过了十日，师襄说：“技巧已经很熟练了，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还是说：“我还未知其主题。”等主题表现出来了，他还不肯学新的，说：“我未能想见作者之为人。”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深思，幽然远眺，意味深长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也，黯然深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王者！这不是周文王还是谁呢！”师襄一听，离席再拜，连忙称是说：“对呀对呀！我老师说这就是《文王操》。”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说：“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实验，果然如此。然后感慨万端地说：“那有满而不覆的呢！”于是他从这个满则覆的启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