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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又说：
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搞》《莹》《数》《文》《机》《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削《玄》体，离散其文。
这是说《太玄》传的结构。《首》《冲》《错》《测》《搞》《莹》《数》《文》《扌儿》《图》《告》十一篇都是解释《太玄》经文的，是《太玄》的传，犹《周易》之有“十翼”。《四库提要》所说：“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辞）》，以《首》准《象（辞）》，以《赞》准《爻（辞）》，以《测》准《象（辞）》，以《文》准《文言》，以《扌离》《莹》《数》《文》《扌儿》《图》《告》准《系词（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
易经是儒家六经之一，汉代推为六经之道。扬雄拟易作《太玄》，敢做圣人才能做的事，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本传说。“诸儒或讥以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一盖诛绝之罪也。”但有识之士却称赞他与圣人同功，桓谭《新论》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诰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又曰：“扬子云何如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又曰：“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在人们对扬雄作《太玄》普遍不理解的时候，桓谭竟将扬雄其人其书视为汉朝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奇才奇书，并进而将他与宓羲、老子、孔子相提并论，推许他“能入圣道”，可与圣人方驾并驱。后来王充也称赞说：“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少思，极囗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扬雄、阳城子玄）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论衡·超奇》）又曰：“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对作篇》）大科学家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注＇极尽夸赞之能事。
《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有人批评说：美味要合众人的口味，音乐要让众人感到悦耳，著书也要使众人喜好。而今不然——《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而殊不悟。”说他振振有辞地讲幽远玄妙的内容，必欲探讨有无相生，万物衍化的道理，让人长年研读也不知其所以然。扬雄《太玄》艰深，受人非难，后来王充《论衡》通俗，又有人说他浅露，道理永远在无所事事的批评者手里。针对难客，扬雄又作《解难》一篇答之，曰：“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行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以《玄》文为艰深，不过是无知的世俗之见而已。
四、载酒作奇字 卫道著《法言》
哀帝短柞，平帝同位，曾与雄同列的王莽为大司马，位至三公，“权倾人主，所荐无不拔擢”，可是扬雄自成帝至哀平，“三世不徙官”，真是一个老郎中。班固称其“恬于势利乃如是”！大有屈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慨。但他并未消极度世，无所事事，而是“好古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一如既往地从事学术研究。继《太玄》之后，扬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设为问对，一仿《论语》。其自序《法言》创作意图曰：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弛，大氏低皆圣人，即以怪迂折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诸子争鸣，各家学说互相排斥。大多非议孔圣。他们用诙怪的巧说来挠乱人心，虽然都各自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到底有碍于对真理的认识，这些人自以为是，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司马迁著《史记》，载六国、秦、汉初之事，是非标准与圣人和六经不同。扬雄为阐明正道，宏扬孔教，根据平时人们的疑问著成一书，结构仿《论语》，语言可为法则，故叫“《法言》。
扬雄著《法言》态度十分严肃，措辞十分审慎，当时即享有极高的声誉。或褒或贬，很有权威，大有当年孔子作《春秋》“一词之褒胜于华衮，一语之贬严于五刑”之势。蜀中隐德君子严君平、谷口郑子真就是因《法言》所载而知名当代、流传后世的。有位富豪希望留名，就贿赂扬雄希望笔之于书，被扬雄严辞拒绝。《论衡·佚文》云：“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人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晁公武亦说：“《法言》称谷口郑朴子真、蜀人李仲元与严君平，蜀人闻之，有愿载名于《法官》者，雄谢之，虽林翁儒犹不得与也。”＇注＇林翁儒即林闾翁孺，扬雄文字学之师，扬雄只在《答刘歆书》中称说他，《法言》未及一语。可见其书取材之严，褒贬之慎。
由于《法言》如此严肃认真，又采用当时的语体文，故习之者众，声誉极高。班固说：“自雄之没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法言》以其义正辞易，比《太玄》获得更多的读者，在东汉初年已十分流行了。
《法言》末尾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汉公即安汉公王莽，明在未篡之时。制舆服、兴学校在元始三年加莽阿衡，奏立辟雍在四年；“汉兴二百一十载”，自刘邦前206年汉中称王，至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好210年。可见《法言》作于平帝朝，成于元始四年。
扬雄还仿《仓颉》作《训纂》，亦在元始年间。《汉书·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训纂篇》，顺续《仓颌》，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训纂》是一部汉字单词字书，已佚，今有清人辑本，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是年朝廷曾更改十二州名，扬雄有《十二州箴》，当作于同时。
大约在这时，扬雄家遭不幸，痛失二子，为了归葬爱子于蜀，扬雄因此一贫如洗。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如前所引，《法言》说“苗而不秀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童乌当即所失二子之一，其亡当在元始四年《法言》成书之前。老而丧子，家道中衰，其晚景之凄凉可想而知。
五、无事自投阁 寂寞度余生
元始五年平帝驾崩，次年王莽居摄，三年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以符命篡位，一时间，无聊文人，投机士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仍然不为所动，故未升迁。后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大夫仍是一个闲散的位置。据《北堂书钞》卷100引《扬雄集》所称扬雄官衔，知扬雄当时转官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无固定职掌。扬雄的工作乃是“校书天禄阁上”，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可是由于他接受了王莽的提升，落得“莽大夫”这个不雅的称号。新朝时期，扬雄有时也作一些应景的文字，如新朝初立，他曾作过《剧秦美新》颂，这也是一篇颇遭物议的文章；又作过《琴清音》等音乐著作四篇，王莽当作《乐经》立于学官＇注＇。元帝后、成帝母、王莽姑母王政君死，王莽诏扬雄作诔＇注＇以悼之。等等。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学术研究。
这时扬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续史记》和《方言》。《论衡·须颂》：“司马子长记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史通·史官建置》亦载：“司马迁既没，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又见《古今正史篇》。雄著《法言》时，即对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六经表示不满，他续史记的工作当在作《法言》之后。王充又说扬雄《续史记》“录宣帝以至哀平”，其著作时间自然不能早于衷平。当在王莽之时。
《方言》全称是《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盖系因循周秦派遣囗轩使者调察各地风俗语言的掌故，如前所说，扬雄《方言》书稿，最初得力于蜀人严君平和林闾翁孺。扬雄至京师后，又坚持数十年亲自访求各地方言俗语，随时加以整理。其《答刘歆书》说：“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资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27岁于今矣。”三寸弱翰即毛笔，四尺油素即油漆过的白绢记录本。扬雄常带着记录工具采访上计使者，记录各地方言，回家后再摘录下来。如此持续了27年，增增补补，一直没有定稿，也没有向外界公布。至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刘歆编《七略》，向他牵取《方言》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