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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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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又说:

    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搞》《莹》《数》《文》《机》《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削《玄》体,离散其文。

    这是说《太玄》传的结构。《首》《冲》《错》《测》《搞》《莹》《数》《文》《扌儿》《图》《告》十一篇都是解释《太玄》经文的,是《太玄》的传,犹《周易》之有“十翼”。《四库提要》所说:“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辞)》,以《首》准《象(辞)》,以《赞》准《爻(辞)》,以《测》准《象(辞)》,以《文》准《文言》,以《扌离》《莹》《数》《文》《扌儿》《图》《告》准《系词(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

    易经是儒家六经之一,汉代推为六经之道。扬雄拟易作《太玄》,敢做圣人才能做的事,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本传说。“诸儒或讥以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一盖诛绝之罪也。”但有识之士却称赞他与圣人同功,桓谭《新论》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诰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又曰:“扬子云何如人邪?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又曰:“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在人们对扬雄作《太玄》普遍不理解的时候,桓谭竟将扬雄其人其书视为汉朝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奇才奇书,并进而将他与宓羲、老子、孔子相提并论,推许他“能入圣道”,可与圣人方驾并驱。后来王充也称赞说:“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少思,极囗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扬雄、阳城子玄)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论衡·超奇》)又曰:“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对作篇》)大科学家张衡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注'极尽夸赞之能事。

    《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有人批评说:美味要合众人的口味,音乐要让众人感到悦耳,著书也要使众人喜好。而今不然——《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而殊不悟。”说他振振有辞地讲幽远玄妙的内容,必欲探讨有无相生,万物衍化的道理,让人长年研读也不知其所以然。扬雄《太玄》艰深,受人非难,后来王充《论衡》通俗,又有人说他浅露,道理永远在无所事事的批评者手里。针对难客,扬雄又作《解难》一篇答之,曰:“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行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以《玄》文为艰深,不过是无知的世俗之见而已。

                     四、载酒作奇字  卫道著《法言》

    哀帝短柞,平帝同位,曾与雄同列的王莽为大司马,位至三公,“权倾人主,所荐无不拔擢”,可是扬雄自成帝至哀平,“三世不徙官”,真是一个老郎中。班固称其“恬于势利乃如是”!大有屈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慨。但他并未消极度世,无所事事,而是“好古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一如既往地从事学术研究。继《太玄》之后,扬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设为问对,一仿《论语》。其自序《法言》创作意图曰: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弛,大氏低皆圣人,即以怪迂折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诸子争鸣,各家学说互相排斥。大多非议孔圣。他们用诙怪的巧说来挠乱人心,虽然都各自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到底有碍于对真理的认识,这些人自以为是,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司马迁著《史记》,载六国、秦、汉初之事,是非标准与圣人和六经不同。扬雄为阐明正道,宏扬孔教,根据平时人们的疑问著成一书,结构仿《论语》,语言可为法则,故叫“《法言》。

    扬雄著《法言》态度十分严肃,措辞十分审慎,当时即享有极高的声誉。或褒或贬,很有权威,大有当年孔子作《春秋》“一词之褒胜于华衮,一语之贬严于五刑”之势。蜀中隐德君子严君平、谷口郑子真就是因《法言》所载而知名当代、流传后世的。有位富豪希望留名,就贿赂扬雄希望笔之于书,被扬雄严辞拒绝。《论衡·佚文》云:“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人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晁公武亦说:“《法言》称谷口郑朴子真、蜀人李仲元与严君平,蜀人闻之,有愿载名于《法官》者,雄谢之,虽林翁儒犹不得与也。”'注'林翁儒即林闾翁孺,扬雄文字学之师,扬雄只在《答刘歆书》中称说他,《法言》未及一语。可见其书取材之严,褒贬之慎。

    由于《法言》如此严肃认真,又采用当时的语体文,故习之者众,声誉极高。班固说:“自雄之没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法言》以其义正辞易,比《太玄》获得更多的读者,在东汉初年已十分流行了。

    《法言》末尾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汉公即安汉公王莽,明在未篡之时。制舆服、兴学校在元始三年加莽阿衡,奏立辟雍在四年;“汉兴二百一十载”,自刘邦前206年汉中称王,至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好210年。可见《法言》作于平帝朝,成于元始四年。

    扬雄还仿《仓颉》作《训纂》,亦在元始年间。《汉书·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训纂篇》,顺续《仓颌》,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训纂》是一部汉字单词字书,已佚,今有清人辑本,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是年朝廷曾更改十二州名,扬雄有《十二州箴》,当作于同时。

    大约在这时,扬雄家遭不幸,痛失二子,为了归葬爱子于蜀,扬雄因此一贫如洗。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如前所引,《法言》说“苗而不秀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童乌当即所失二子之一,其亡当在元始四年《法言》成书之前。老而丧子,家道中衰,其晚景之凄凉可想而知。

                       五、无事自投阁  寂寞度余生

    元始五年平帝驾崩,次年王莽居摄,三年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以符命篡位,一时间,无聊文人,投机士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仍然不为所动,故未升迁。后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大夫仍是一个闲散的位置。据《北堂书钞》卷100引《扬雄集》所称扬雄官衔,知扬雄当时转官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无固定职掌。扬雄的工作乃是“校书天禄阁上”,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可是由于他接受了王莽的提升,落得“莽大夫”这个不雅的称号。新朝时期,扬雄有时也作一些应景的文字,如新朝初立,他曾作过《剧秦美新》颂,这也是一篇颇遭物议的文章;又作过《琴清音》等音乐著作四篇,王莽当作《乐经》立于学官'注'。元帝后、成帝母、王莽姑母王政君死,王莽诏扬雄作诔'注'以悼之。等等。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学术研究。

    这时扬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续史记》和《方言》。《论衡·须颂》:“司马子长记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史通·史官建置》亦载:“司马迁既没,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又见《古今正史篇》。雄著《法言》时,即对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六经表示不满,他续史记的工作当在作《法言》之后。王充又说扬雄《续史记》“录宣帝以至哀平”,其著作时间自然不能早于衷平。当在王莽之时。

    《方言》全称是《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盖系因循周秦派遣囗轩使者调察各地风俗语言的掌故,如前所说,扬雄《方言》书稿,最初得力于蜀人严君平和林闾翁孺。扬雄至京师后,又坚持数十年亲自访求各地方言俗语,随时加以整理。其《答刘歆书》说:“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资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27岁于今矣。”三寸弱翰即毛笔,四尺油素即油漆过的白绢记录本。扬雄常带着记录工具采访上计使者,记录各地方言,回家后再摘录下来。如此持续了27年,增增补补,一直没有定稿,也没有向外界公布。至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刘歆编《七略》,向他牵取《方言》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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