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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师勤工的失败，使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有为也陷入苦闷的思索中。以后几年里，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并不时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间，康有为最后完成了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大同书》。
这期间，正是反清革命大发展的时期，不少康门弟子也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影响，觉得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满清，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如梁启超，这位康门大弟子，也开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而康有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保皇立场，竭力宣传“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康有为政论集》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曾经是救国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此时显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而成为了革命绊脚石。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激烈地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这一檄文，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巨大反响。1904年，孙中山也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历史正在抛弃这位不愿再前进的保皇派领袖。
1904年—1909年间，康有为周游列国，遍访欧美许多国家，继续寻找救国良药。这期间他写下了《欧州十一国游记》、《法国大革命记》、《欧土政俗总论》、《中西比较论》、《物质救国论》等。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为此，康有为也于1907年宣布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口国，“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上摄政王载沣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这是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奋斗已久的成果，不少立宪派人士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纷纷改变宗旨，抛弃清皇室，赞成共和。唯有康有为仍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康有为这个时候虽然无皇帝可保，但他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他认为，行“虚君共和”，可以防止革命和动乱。
1913年冬，流亡海外16年的康有为回到上海。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主编《不忍》杂志，出任孔教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帮助他校正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仍然坚持还是只有皇帝能够救中国，有时，他甚至还后悔当年他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操之太急。正是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后来他竟然积极参予了军阀张勋的封建复辟活动，并且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加恩在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这些活动，又使他这个保皇领袖，成为了“复辟的祖师爷”。
1918年，康有为曾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后又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1919年，他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1924年，他则故态复萌，打电报抗议冯玉祥将清废帝赶出清宫。为表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的心迹，1927年，康有为不顾年事已高，还特地赶到天津“觐见”末代皇帝溥仪。1927年3月上旬，为谢溥仪为其70大寿的贺礼，特亲笔写下《赐寿谢恩折》表示“求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雾轻尘之报。”（《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寓所，享年70岁。康门弟子，中国著名艺术大师曾这样概括康有为坎坷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功过分明载史册，诗文彪炳胜当年。”
五、博论宏宏 光照寰宇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派领袖，而且还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先行者。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贵宝遗产。
一）、哲学思想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从内容上看，它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影响与初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从形式上说，它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继续，同时又是这一古典传统在近代的终结。
1．宇宙发展论
康有为以“元”作为世界之本体，认为天地万物皆变，宇宙是元气物质无限演化发展的过程。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人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年谱）“元者，气也。”“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万木草堂口说》）。由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没有运动变化，就没有天地万物的存在。而天地万物就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俄国大彼得变政记序》）。康有为的这种宇宙演化发展观，就推翻了多少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社会发展论
康有为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别具特色的“三世说”当中。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尽管前后说法有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但它却包含了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它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进化的内在动力在于竞争。借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康有为详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白族制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首长，由首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立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益自据乱世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论语注》）
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为九世，九世而为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久变而为进化之法。（《中庸注》）
实现社会进化的契机，就是变革。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三世的展转。由此康有为而派生出社会变革思想。在康有为看来，就当时中国情况而言，非大变不足以救国。故他主张：“不变则已，一变则当全变之，急变之。”（《士杰上书汇录·清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它是康有为“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詹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变赜”，“剖析今故，穷察后来”所创立的理论。用梁启超的话说，它是达尔文主义输入中国以前的一大发明（《饮冰室文集》）。
二）、经学思想
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博大精深，其妙无穷。然在经学中引起巨大震动而直接服务于维新变法的经学著作，要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全书共15篇，计30余万字，初刊于1891年，该书尽管在清末曾三次“奉旨毁板”，但其见解之新颖，影响之深远，堪为当时“思想界之大飓风”。根据梁启超的概括，《新学伪经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清代学术概论》）
《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学正统派的根基。康有为著此书的出发点是，“锄去非种，嘉谷必茂，荡涤雾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新学伪经考叙》）康有为在这部书中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凡后世所指目的‘汉学’者，皆贾（逢）、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目》）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者赖以维系统治的正统封建守旧思想。其次，它在经学界刮起了一大飓风，催促人们对传统的“精粹”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了“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了顽固派的“烙守祖训”，为实行变法扫除了思想障碍。
2．《孔子改制考》全书21卷，约34万字，初刊于1898年。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品。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但“六经以前，不复书论，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向往的制度托为古代所曾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假借古已有之来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如老子假托黄帝，墨子假托夏禹，许行假托神农等，莫不如此。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了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依据。“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