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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