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煨悦猓⑶叭怂捶ⅲ矗骸熬泊嬷馕薅臁保耙馕闹妗保耙逊⑽捶ⅲ员砝锒源浴⒉灰郧昂蠹恃浴保疤蛭镏苊保ㄏ瓴巍蹲恿踝有凶础肪硐拢舾赡旰笞隰俗睹魅逖О浮罚嗑荽宋僮凇�
此后数年中，黄宗羲曾多次赴绍兴，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并着手整理编写一批阐述发明蕺山学术精华的著作，如《子刘子学言》、《子刘子行状》、《证人会语》、《圣学宗要》、《答董吴仲论学书》等等。宗羲对自己的恩师极为尊重，经常满怀深情地谈起蕺山先生对他的教诲，宗羲学术也是上承王阳明，近宗刘蕺山。但他反对盲从，提倡怀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当他的学生董元璘（字吴仲）认为“意为心之所存》这一论断“未为得也”（《年谱》），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刘子质疑》，向老师请益。宗羲对学生这种钻研精神大加肯定，说：“昔人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老兄之疑，团将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轻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论学书》）
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宁波在甬江边，所以代称“甬”或“甬上”，宗羲好友万泰的家就在此地。万泰生前对“东渐三黄”的气节学问倾倒备至，曾多次对亲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李邺嗣《果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他还经常亲率子弟到黄竹浦盘桓问学。顺治十四年（1657）万泰去世，宗羲便写信与泰长子斯年，要万氏兄弟前来受业，一力承担起为故人教育后代的责任，所以，万氏八兄弟都是黄门高弟，其中，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选（宇公择）及斯年之子万言（字贞一）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万氏兄弟与同为黄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囗、允珂、允璘、允玮）及陈赤衷（字夔献）等青年学子组织建立“甫上策论会”，并至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之后，又应市上诸门生之请，到宁波主持讲席，建立了雨上证人书院、院址先在广济桥万家，后来迁宁波城西万氏别墅白云庄。
宗羲讲学具有明确的宗旨。他强调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年谱》），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神通碑》），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兼令读史”（《神道碑》）；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宗羲还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在宗羲的教诲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万经《寒村七十寿序》），其中不少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市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持续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这8年是宗羲讲学最有成就而且影响最大的时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黄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其间不少地方官吏也经常前来问学，宗羲对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年谱》）讲学虽仍以《四书》《五经》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对人云亦云的附会，鼓励学子独立思考，他说；”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谱》）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陈汗等人。
黄宗羲反对束书空谈，主张“经世”、“应务”的务实学风，在他本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影响了清初浙东一代学子，弟子中人才辈出，浙东学术团之大盛。
康熙十八年之后，宗羲已是年过70的老人了，基本上不再外出讲学，但仍著述不辍，毕力投入名山事业。
黄宗羲不光是博学多才，而且勤奋过人，“年逾80，尚囗囗不休”，真称得上是没身而后已！故一生著述弘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清乾隆年间即已“散亡十九”（全祖望语），即使如此，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仍蔚为大观。据统计，黄宗羲的著作共有112种，1300多卷，字数在20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明文海》这类编选性的东西（详参吴光《黄宗羹与清代学术》），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介绍。
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在10年前所作《留书》的基础上，写成了《明夷待访录》2卷（原名《待访录》），这是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论著。《待访录》超越了《留书》中“夷夏之辨”的樊篱，探讨政治学说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是一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它奠定了黄宗羲作为一个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康熙七年至十四年（1668—1675），黄宗羲编选成《明文案》217卷。这8年间，他四处访求书籍，潜心搜集整理有明近300年中文人著作，夜以继日，勤奋工作，终于编定了这部保存有明一代文章精华、反映其时代精神的文集。书成之日，宗羲曾自豪地说：“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但他并未因此而满足，仍然不辞劳苦，以高龄之身继续奔波跋涉，游踪遍及浙江南北，搜罗明人文集，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将《明文案》扩编为《明文海》，计四482卷。84岁的梨洲老人对儿子说，《文苑英华》为百卷，而明代作者数量超过唐代，所以，一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书；顾读本不须如许”（《年谱》），于是又从中精选若干篇，编成《明文授》62卷，以供家人诵读。
后人评价此书，说《明文海》“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纪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此外，宗羲还编有《宋元文案》、《元文钞》等，后来大多亡佚。
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这部62卷、近百万字的巨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学术思想史。全书共收学者200余人，上起崇仁（吴与弼，字子溥，号康斋，江西崇仁人，学宗程、朱，倡“静时涵养、动时省察”。1391—1469），下迄蕺山，“言行并载，支派各分”，而以姚江王阳明为一代理学宗师，共立“崇仁”、“白沙”、“姚江”、“泰州”、“东林”、“蕺山”等17学案；每案之前先用一节文字介绍案主学术宗旨，然后是案主传略以述其平生学行，最后则是辑自案主文集、语录的学术资料，择精语详，体例严谨，自成一家。
《明儒学案》一面世，立即为学者推崇备至。当时理学家汤斌（字孔伯，号潜庵，河南睢县人，有《洛学篇》，1627一1687）评价说：“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构也。”（《南雷文定》附《交游尺牍》）以黄门私淑自况的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浙江宁波人，1705—1755）也称《明儒学案》为“三百年儒林之薮”（《神道碑》），近代梁启超更誉为“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清代学术概论》）。
黄宗羲还着手编撰《宋元学案》，以整理明代之前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遗憾的是，宗羲辞世时仅成17卷，后来，由宗羲子百家（字主一）及全祖望等续成100卷。
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宗羲还撰有《弘光实录钞》、《明史案》、《行朝录》、《历代甲子考》、《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太极图讲义》、《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法》、《测圆要义》、《割圆八线解》、《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四明山志》、《匡庐游录》、《今水经》，《律吕新义》，等等，涉及史学、经学、历算、地理、音乐等门类；至于自著诗文集，则有《南雷诗历》、《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杂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胪列。
这30、多年中，黄宗羲还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始终保持了遗民的气节。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于是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名儒。经筵讲官学士叶方蔼（字于吉，江苏昆山人）向玄烨推荐黄宗羲，宗羲门生陈锡根（字分后，当时在京为官）得知后大惊，说：“这只会使老师象叠山那样啊！”（谢仿得号叠山，南宋遗民，义不仕元，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绝食而死。）便极力向叶剖陈利害，此事才算了结。当时被各地推荐的，还有顾炎武、吕田良等，顾、吕也都拒不应召。
第二年开设史局修《明史》，修史总裁徐元文（字公肃，号玄斋，江苏昆山人，1634—1691）又欲聘请黄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绝。当万斯同应聘入京时，宗羲送行之诗说：“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季野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议聘宗羲修史，于是，旨下浙江督抚“以礼敦请”，宗羲以“老病”为由，坚执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黄宗羲关于明史的所有论著“抄录来京，宣付史馆”（《年谱》）。徐又一力延请黄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许，还因为宗羲认为“国可亡，史不可亡”（《南雷文定·次公董公墓志铭》），并给徐元文写信说：“现在我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