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盖壮趺虿樱蟾淖鹚兀�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是一个正直并且关心时政的读书人。
宗羲8岁时，去年春天考取进士的尊素被授予宁国府（明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推官的职务，宗羲随侍父母赴任所，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1616）。从此，尊素涉足风涛险恶的宦海，而宗羲在父亲的熏陶习染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萌生、培养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政治意识。毋庸置疑，正是这一点最终影响和决定了宗羲的一生。天启三年（1623），尊素迁监察御史，宗羲亦通过童子试，取得秀才资格，新近补为仁和（今杭州）县学博士弟子员。是年秋，宗羲随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读书的日课，当然是所谓“时文”，即八股制艺，由父亲亲自督促指点；而少年黄宗羲对小说家言及稗官野乘却颇感兴趣，“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睡熟，则发火而观之一（《南雷文钞·家母求文节略》）。这种不务“正业”的举动不久就被父母发觉。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曾下诏，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二》），所以姚氏夫人十分担心麟儿因放松举业而有碍前程，可是，“少即博鉴经史，不专为科举之学”（《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黄氏家录》）的尊素对此却并不介意，还认为“亦足开其智慧”（《黄梨洲先生年谱》），或许他在爱子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自己吧。
天启时代的明帝国，承嘉靖、万历之后，已是风雨飘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白山黑水之间，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国称汗后，声势日盛，不但屡屡攻扰辽东，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叩关南向；南边的明朝却武备松弛、将骄兵惰，卫所制度也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兵员不及定额的半成，甚至军器仅有一张弓！朝政情况更是一塌胡涂、乌烟瘴气。庸儒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非但不思励精图治，反倒宠信太监魏忠贤（本名进忠，后赐改忠贤，河北肃宁人，1568—1627），听其擅专国政，广植党羽。官僚集团中则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四方督抚，大批趋炎附势者竟相奔走奸宦之门，阁臣魏广微呼忠贤为叔，给事中阮大铖、礼部尚书顾秉谦、太常卿倪文焕等拜忠贤为父，此外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不堪入耳的名号，中外勾结，形成既丑恶又凶残的“阉党”，造够了酵竹难书的无边罪孽。而与其对立的一方，便是东林党人。
所谓“东林党”，其实始终不曾是一个有纲领的政党式团体，也并未真正结党，最多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集群。“东林党”这个称谓，是由阉党强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学者称东林先生或径阳先生，1550—1612）因“京察”案革职家居，与同里高攀龙（字存之，一字景逸、云从，1562—1626）、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江苏常州人，1539—1610）等人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嗣后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1551—1624）、赵南星（字梦白，·号清都散客，河北元氏人，1550—1627）等亦相继讲学，远近士子，闻风相从。上述诸人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创始人物，其中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被誉为“海内三君”。在学术上，东林人士反对阳明学术末流“盛谈玄虚”、以致“遍天下无不皆禅学”（刘宗周《刘子全书》）而造成的空疏不切实用的流弊，主张回归正统的朱子学，提倡避免空谈心性、强调做学问应以平治天下为终极目的，表现出期望在实践上济世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这完全合乎正宗儒家“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至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也无非是中国士大夫之根深蒂固的习惯，自东汉以来就是如此，一般情形之下，大权在握的当道者不妨对这类往往无伤大雅的“清议”冷笑置之而已。然而天启朝的情况不同。明初，朱元璋曾严厉规定一内臣（按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而天启朝的宦官魏忠贤居然权倾中外、势焰熏天，内阁诸大老则仰其鼻息、助纣为虐，这些眼前的现实自然成了东林人士“讽议”“裁量”的主要内容，两下里针锋相对，看来也有义气用事的成分：“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明儒学案‘东林学案》）；而且“京中朝士慕其风者”（即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又与东林诺人桴鼓相应。这样一来，阉党遂将东林人士视如仇雠，阮大铖等寻机进言魏忠贤：“此俱东林党，每事与公相忤”（《明季北略·魏忠贤浊乱朝政》），顺便还把所有不依附不顺从他们的士人统统打入东林的阵营，以至“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东林学案》）；终于送兴冤狱，杀戮党人，株连极广，致使“忠良惨祸，亿兆离心”，官僚集团中的正直之士零落殆尽，大明帝国也即将坠落到那覆亡的终点。
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中著名人物，当初升监察御史，即因缘于东林领袖邹元标的赏识。尊素为人精敏强干，“謇愕敢言，尤有深识远虑”（《明史·黄尊素传》），供职京师期间，东林党重要人物，“如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北应山人，1572—1625）、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生，安徽桐城人，1575—1625）、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1575—1625）等，与尊素过从甚密，常常夜至黄家，主客共论时事，这种场合，宗羲都随侍在侧，聆受教益。父辈那种为国事激昂慷慨、奔走呼号的斗争精神令宗羲深受感染，在了解朝局清浊、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的同时，他也领略到了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黄尊素的机智和富有策略，曾几次使阉党罗织罪名迫害东林的企图未能得逞，因而被对方目为“狠心辣手”，必欲去之而后快。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皇帝，以“二十四大罪”搏击魏忠贤，尊素虽在事先曾指出这一行动欠妥、结局不容乐观，但仍然继杨涟之后上疏劾魏，以为声援，结果受到“传旨切责”的处分。翌年，魏忠贤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而死，尊素则被指为“东林护法”，革职还乡。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再兴大狱，一时缇骑四出，搜捕党人。圣旨点了周宗建、缨昌期、周顺昌等人姓名，称他们“尽是东林邪党”，命令锦衣卫将其“扭解来京究问”；由于阉党要角、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告发尊素，说他虽家居讲学，但与高攀龙私交甚密，于是黄尊素亦在同案被逮之列。当锦衣卫至苏州捕周顺昌时，引起民众公愤，士民数万围殴堤骑，势如山崩，当场打死一人，其余差官仓皇逃匿（张溥《五人墓碑记》即记此事）。这天，往浙江捕黄尊素的锦衣卫旗校恰好泊舟城外，也被愤怒的民众驱逐，诸旗卫仅以身免，行李公文及所乘船只都被沉之于河。当时有人劝黄尊素，说：抓人的公文已经遗失，锦衣卫也不敢露面，这正是亡命出逃的好机会，尊素却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黄氏家录》）于是慨然投案。黄宗羲陪送父亲登途，直到常州，父子方挥泪而别。此一分首，便成永诀。
尊素入狱后，特务头子、锦衣卫镇抚理刑许显纯亲自罗织周纳，诬陷尊素“受贿银二千八百两”，五日一审，榜掠备至。闰六月初一日，一片刚肠、坚贞不屈的黄尊素惨死狱中，年仅43岁。同时被捕入狱的周顺昌等人，也被许显纯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先后害死。
凶讯传到余姚，黄氏一门举家恸哭，母亲姚氏悲痛欲绝，晕而复苏，祖父黄曰中则大书“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在墙上，让宗羲进进出出都能看到，以激励孙儿报仇雪恨。此时黄家极为贫困，幸赖家乡父老及尊素的同年故旧慷慨解囊，才得以纳还“赃银”，使阉党对黄家的迫害暂告一段落。
1627年8月，熹宗朱由校死，其弟情王朱由检嗣立，是为崇祯皇帝。朱由检颇想有一番作为，来挽救朱明王朝的颓运，即位之初，便着手整顿朝纲、收拾间党。十月，罢免魏氏得力干将、名列“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并将其逐出京师，令回原籍居住；十一月，宣布魏忠贤十大罪状，阉党分子阮大铖、许显纯等纷纷自请免职，又将魏忠贤赶出大内，押往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这才收拾摒当，带上珍宝40车、骏马千匹，还有800“壮士”随从护卫，前呼后拥，迤逦南行；崇祯又向天下公布魏阉之罪，谓“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命锦衣卫逮治”（《明通鉴·天启七年》）。魏忠贤行至阜城（今属河北）闻知此讯，确信死灰已难复燃，于是自缢身亡，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崔呈秀自知难逃法网，乃“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囗即掷坏之”（《明史·崔呈秀传》），然后也上吊自杀。十二月，将逆党田尔耕、许显纯等人逮捕下狱。
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满怀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血海深仇，赴京为父讼冤。到得北京，形势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朝廷赠恤天启年间死难诸臣，尊素被追赠为太仆卿（三品；南明福王时又追谥“忠端”），算是替他平反昭雪。于是宗羲上疏，请求皇帝依法严惩李实、许显纯等送党分子，崇祯指示刑部“作速究问”。
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及其帮凶锦衣卫指挥崔应元，黄宗羲到堂对质。许显纯名列“五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