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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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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学内容、大胆否定程朱道学的一些学术成见,又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否定程朱道学的死板说教,深受四方学子所欢迎。

    正德四年(1509),王守仁38岁,在讲学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成功地迈出了独创心学思想体系的第一步。由于他声名闻于远近,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前来拜访,请求赐教以辨朱(熹)陆(九渊)异同。王守仁“不语朱陆之学,而告知以其所一悟”,席书一时还疑惑不解,只好暂且离去。第二天又来请教,守仁“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使席书渐渐有所领会。如此往复数次,席书方才恍然大悟,十分感慨地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这年十一月,席书聘请王守仁主讲于贵阳书院(文明书院),自己亲率州县诸生以师礼事之。席书常常到书院与守仁论学,两人设问答疑,多至深夜;从而结下了没齿不忘的友谊。王守仁在贵阳书院首次公开讲论“知行合一”之说,对四方学者影响很大,贵州之士也由此始知有心性之学。

                           七、倡“知行合一”

    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离开贵州,结束了三年居夷处困,百难备尝的痛苦生活。三月升任庐陵县知县,“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八月,刘瑾伏诛,王守仁被提升为京官。十一月,他入京晋见皇帝,馆于大兴隆寺,与黄绾结识为友,又和湛若水终日共学。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其时,王守仁与黄绾、应良谈论道德修养实践功夫,初步揭示“良知”宗旨以说明“知行合一”的本体。

    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守仁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曾与王舆庵讨论朱学与陆学之异同。王舆庵和徐成之二人对朱陆之学争论不决,王守仁以书解之曰:“……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子庙庑之间矣。”在王守仁看来,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其学说各有不同,但都不失为圣人之徒。因此,他决心为陆九渊辩诬,以发扬陆学为职志。二月,王守仁担任会试同考官。僚友方献夫时为吏部郎中,其官位高出守仁之上,当他一旦听到王守仁论学,深有感悟,随即执蛰于门下,虚心拜师求学。

    同年十月,王守仁又升任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其时湛若水亦调任安南。守仁忧虑圣学难明,又深感缺少师友之苦。他在赠别湛若水的书信中说:“予之资与甘泉(湛若水)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吾与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他仍以倡明圣学为己任,虽经岁月消磨而其志弥坚。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守仁升为考功清吏司郎中。这“年,有穆孔晖,顾应祥、黄绾、应良、徐爱等20位学者及门受业。十二月,又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当时徐爱亦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守仁同舟归越省亲。途中,守仁为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其讲授内容由徐爱记录整理为《传习录》首卷。其中强调“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修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唯一功夫”等等,与朱熹的学说大相径庭。徐爱开初感到“骇愕不定”,“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崇信守仁之学为“孔门嫡传”,而视程朱之学为“傍蹊小径”。

    正德九年(1514)四月,王守仁升任南京鸿肿寺卿,五月抵达南京就职。随后徐爱亦来到南都,同志日亲,时有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等24人同聚师门,朝夕讲论,互相砥砺。有的学子好谈仙佛或喜放言高论,逐渐显出背离师教的倾向,以致形成一种空虚无实、故作脱落新奇之论的不良学风。王守仁针对这种情况予以纠正,他要求学子们认真攻读先儒经典,注重“省察克治实功”,加强“事上磨炼”,力求做到“存天理,去人欲”。

    次年,御史杨典举荐王守仁改任国子监祭酒,不报。当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被看作朱学的“异端”,以“立异好奇”而遭到朱学势力的猛烈攻击。鉴于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王守仁必须想法为自己学说找到儒学道统正传的依据。于是,他下了一番工夫认真翻检朱熹著作,结果发现朱熹晚年似乎流露出了“心学”倾向,认定“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因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缨戾者”。为此,他特意选择朱熹语录和书信文字,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刊行于世。王守仁这一举措本意是为了掩盖他对朱学的正面冲击,以便减少其传播“知行合一”说的阻力,但由于他选编时断章取义和考证失实,以致歪曲了朱熹学说的本来面目,因而激起了朱学势力更加猛烈的攻击。

    正德十一年(1516),南赣(治今江西赣州市)、汀州(治今福建长河县)、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等地农民起义异常活跃,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封建政权。为了解除朝廷的忧患,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各处,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次年正月,王守仁抵达赣州,首先推行“十家牌法”。其法即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轮流指流一家值班,挨门挨户按牌审查,一旦遇到面生可疑之人,立即报告官府予以追究处理。如果有隐瞒情况不报告官府者,则以十家连坐治罪。这样做,其用心在于切断人民群众与起义军的联系。同时,王守仁又选练民兵,加紧组织地方武装。他指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备官,在每县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八九人或十余人,充当各部属弩手、打手、执快等,主要以守城防隘为事。二月,他率兵镇压了漳州农民起义军。五月立兵符,整顿地方军事编制,并奏设平和县,移访头巡检司。九月,王守仁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他四处发布抚谕贼巢公告,采用“攻心”战术瓦解了乐昌、龙川等地起义军队伍。十月,他又率兵镇压了横水、左溪、桶冈诸处农民起义军,随即奏设崇义县和茶寮隘上堡、铅厂、长龙三巡检司。王守仁在横水时,曾经寄书门人杨仕德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此,实行军事镇压的同时,他更注重社会教化,在各地兴办学校,加强封建伦理教育,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这就是施行他所谓“以正人心为本”的主张。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守仁在江西开始发兵镇压三俐农民起义。当时,他又寄书门人薛侃,再次重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并勉励弟子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建立“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三月,他率兵袭击了大帽、氵利头等地农民起义军。四月班师,告谕南赣所属各县,“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六月,朝廷鉴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提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万户,再进副千户。七月,为纠正朱熹《大学章句》割裂支离之病,继刊行《朱子晚年定论》之后,又刻印《古本大学》流传于世。八月,门人薛侃在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刻印《传习录》成书,使王守仁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表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有了很大发展,他已由对朱学的批判转向正式创建自己的“心学”思想体系。

                           八、专主“致良知”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迫众兵士谋叛,王守仁奉敕侯前往勘处。他马不停蹄行至丰城,知县顾亻必当即报告宁王朱宸濠举兵造反一事。眼看形势紧急,王守仁当机立断,火速返回吉安。一方面,他督派知府伍文定等人,调集军粮,组织兵力,治好器械舟揖,准备起兵讨叛;另一方面,又传檄四方,暴露宸濠罪恶,号召列郡发兵勤工。同时,王守仁又上疏告变,并规谏武宗说: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乱,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凛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国本,励精求治,则太平尚有可图,群臣不胜幸甚。

                      (王守仁《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

    疏中言辞剀切,充分体现了王守仁洞察时势的政治远见和忧国忧君的忠贞情怀。

    宁王朱宸濠素怀异志,而今在南昌反叛起事,兵出鄱阳,下九江,直趋安庆,窥伺留都南京。王守仁瞄准朱宸濠后方空虚之失,于六月二十二日发兵直取南昌。朱宸濠眼看大势不好,慌忙回军救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挥师攻克南昌。二十六日,与朱宸濠接战于鄱阳湖樵舍(在今南昌市东北),以火攻大败叛军。最后生擒了朱宸濠与“其世子、郡主、将军、仪宾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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