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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修养论
“格物致知”论是二程的认识论和道德伦。道学家的道德修养论同他们的认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认为认识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在于切实地进行道德修养。
“格物致知”一词，源于《礼记·大学》。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经说》卷5）。《大学》的第一章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程颐说：“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者，无之。”（《粹言》卷1）这就是说，格物致知是根本，是基础，治国平天下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也是最终的目的。
什么是“格物致知”？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日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同上）又说：“格至也，言穷尽物理也。”（《遗书》卷18）据此，二程把“格物”直接了当地解释为“穷理”。如何格物穷理？他们认为，“知”是人们心中本来所固有的，只要于心上反省内求，即可认识一切真理。程颢说：“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认取，不可外求。”（同上卷2上）又说：“穷理尽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穷理，便尽性，才尽性，便至命”（同上卷18），所以只能向内用功，不需向外探求。因为天人是一体的，心、性、命、天紧密相联，天理本来就存在于心中，故不须外求。二程更明白地说：“致知在格物，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又说：“知者吾之所固有。”（同上卷25）他们释“物”为“理”，认为心外之理和心中之理一致。因此，“格物致知”的方法只是向内探求，只要使心中之理发扬光大，就可以穷尽天地之理了。
那么，为什么还须格物？在二程看来，心中固有之知是潜在的，要这种潜在的固有之知显现出来，并使之发扬光大，就要经过“格物”的工夫。二程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同上）怎样去格物呢？二程说：“穷理亦多方，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同上）这就是说，穷理的方法包括读书明理，评论古今人物的是非，对人接物处理得当等方面，这里一点也没涉及到改造自然的实践，这说明他们在认识论上，也基本上是唯心论者。程颐倒是说过，穷理需要二件一件地进行研究，积累多了，就会脱然贯通。他说：“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同上卷18）这说明，他在认识过程论上，就有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思想，然而，他的这种贯通并不是归纳，也不是科学的抽象，而是直觉思维中的脱然觉悟，同佛教禅宗的“顿悟”是一致的。
不过，二程的认识论也不全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这主要表现于他们对“闻见之知”的承认。二程把认识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个层次。什么是“闻见之知”？二程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同上卷25）这就是说，闻见之知是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物交物）而得到的知识，程颐说：“闻见博而智皆明”、“多识前言往行，识之多，则理明。”（同上卷18）强调要多去掌握“闻见之知，还强调多去学习前人的经验，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使人从迷到语、从愚到智。在强调学习的同时，二程也重视“思”，他们说：“学而善思，然后可以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同上卷25）这些都是二程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然而，从“德性之知，不假闻见”的观点来看，他们在认识论上终于没有离开先验主义的窠臼。
二程的格物致知论，同他们的道德修养论虽然不可分开，但其认识论并不是其修养论的全部，如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同上卷18）有人问二程：“进修之术何先？”程颐答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同上）申此可见，格物致知在他们那里虽然是涵养的基本功，但二者仍有区别。格物致知固然是把握“天理”的基本途径，但还必须从“主敬”入手，要从正心、诚意、修身做起。故二程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同上卷2）从根本上讲，是要通过内心的反省来体验天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须做到“存天理，灭人欲”，才能回复到人的“至善”的本性。二程说：“性即理也。”因为在二程看来，人生来就禀受了“天理之性”，同时也禀受了“气质之性”，他们所禀受的“气”有清、池之分，因而其性有善、恶之分，恶的方面表现为“人欲”，善的方面表现为“天理”，只要通过认真修养，做到“存理去欲”，就可以变为至善的圣人。然而，对普通人来说，所谓“存理去欲”，就是要求他们按照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准＇注＇协事，这就是“存天理”；去掉一切不符合于这一要求的“私欲”，这就是“灭人欲”，只有“存理去欲”才能当好封建专制主义的顺民。上述理论，无疑是二程思想中的糟粕。
四、一代儒宗绍孔孟 影响后世七百年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形态。它是宋、元、明、清时期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明理学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酝酿、准备过程。从唐代的韩愈、李翱起、经过宋初的胡援、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者之准备工作，至北宋开始形成体系。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张载等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真正形成体系，使理学具有初步完整形态的人，则是程颢、程颐兄弟。
二程对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最后确立了自韩愈开始所标榜的“道统”说，使儒家的学说在古老的中国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文彦博在为程颢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
（《宋史·程颢传》）
二程终生精思神虑，阐发儒经之义理，又吸取佛、道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于理学之中，用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使之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从而大大增强了儒学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二程的理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被其后学加以继承发扬，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独到的思维能力、具有开创学派的聪明睿智之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和总结前代与同代儒学大师的成果在这方面，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已经为他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其次，在学风上，二程开创了有别于“汉学”的治经途径。他们突破了汉人治经专重名物训诂和严守师传、不敢独立思考的旧习，而特别注重探求义理，阐发孔、孟之道，并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这种治学方法虽然不为二程所独具，但在他们那里表现得最充分。他们所探寻的“义理”虽然集中于对儒家经典中“性与天道”和纲常伦理大义的阐发，但它却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默守陈词的治学方法，不失其为一种大的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最后，二程所开创的理学，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比较严密逻辑体系的学说之后，程朱理学从此便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是从二程那里出来的，所谓“陆王心学”，基本上导源于程颢的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一理学流派，也对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北宋至清末，理学在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居统治地位达七百余年，这都和二程有着直接的联系。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传》
2．《宋元学案·明道学案》
3．《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4．《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程颢 程颐》第三卷上齐鲁书社出版
5．《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朱于文集大全类编·明道先生年谱·伊川先生年谱》清咸丰中徐树铭刻本
7．《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任继愈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峰先生 胡宏
（1104——1161）
胡宏是南宋初期一位爱国主义和影响较大的进步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这一时期理学阵营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理学家。
一、志在立身行道 不求富贵利达
胡宏，字仁仲，生于宋徽宗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