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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会期间，特里尔之旅是我唯一打桥牌较多的时期。在火车上碰巧有四个人：诺曼·戴维斯，这位美国人，谢尔登，同食品界有关的另一位美国人，约翰·比尔爵士，米德兰铁路律师和食品部长官，以及我本人。在整个旅途中，在特里尔三天的羁留中，我们几乎夜以继日地打桥牌，除了我们真正同德国人开会时。
你们都知道，特里不是在德国。对我们全体人来说，踏上德国的土地。似乎是1919年1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我们想知道，街道看起来会如何，儿童们是否饿得肋骨突出似乎要穿透衣服．以及商店里能有什么。达德利·沃德迅疾如电地穿行在街道上，收集银行零票、纸制币和其他纪念物。但是，我们对待里尔所见甚少，因为火车是我们的住处，我们很少离开车站。一个景象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这个城镇处于美国占领区，掌握在美国陆军手中。美国代表们据此请求，能否为他们征用合适的房间。他们对其优越的地位相当骄傲，并邀请我去作客居住。这样，我们就被一位美军中尉带着，去察看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两处地方。我们进入的第一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家里空荡荡的，但干净得一尘不染。面容悲伤但有礼貌，这家的女主人和他的丈夫带着这些外国征服者四处参观。对整个这件事，我感到很羞耻。我们彼此大声讲着话，询问洗澡间，察看床垫，最后宣布它总体上还过得去，并拿到了弹簧锁钥匙。我认为，我们的确力图做到有礼貌和体谅他们的感情。这位美军军官的举止，是无可挑剔的。但来自华尔街的绅士们没有为这种偶然场合受过训练，对这些美国人而言，这种情形实质上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豪华的火车里确实要舒服得多，但我们应尽情享受作为战胜者的权力——出于我们暂时的、微小的便利，而将意志强加于这些可怜的人。我们文官为自己获取的，正是这样一种类似的兴奋之感。那时我第一次生动真切地意识到：一支胜利之师中最微贱的人，也一定感觉到了这种兴奋——当他们将自己安扎在被打败的外国国土上时。真的，我们正在施以残暴，而且那就是如此惬意的东西。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都悟到了：深夜离开我们的火车，步行穿过泥泞的街道，仅仅为了获得睡到我们掠夺的草垫上这种利益，将是一大自扰。我们再也没有拜访我们的住处。仅仅在我们将离开特里尔时，我才发现我还拿着那位好女士的钥匙。
这期间德国人会见了我们。我们的火车大约是在早餐时间抵达的。他们从柏林来，到得稍晚一些。埃茨贝格尔，穿一件皮外套，胖而讨人厌，走下站台到了马歇尔的会议厅。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中级军官，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架，在脸型和身材上，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猪极为相似。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奇迹般地符合关于匈奴人的流行的概念。实际上，那个民族的外观容貌与他们截然相反。将这些德国人同那位愚蠢、冷漠的军国主义者，我们的海军上将布朗宁作个对比吧！
我们像观光者一样观察着他们。他们的步伐呆板、不安，似乎是一幅照片或一部电影中的人们在抬脚前行。透过车厢的窗子可以看见，这位马歇尔用力拽着他可笑的小胡子，放下了他的烟斗。
过了一会，我们被叫回到车厢，因为那些德国金融家被宣布抵达了。铁路车厢很小，而我们和他们都人数众多，我们将做何表示呢？应该握手吗？我们在这个车厢的一端挤在一起，一张小桥牌桌横在我们和敌人之间。他们拥挤着进入车厢，机械地鞠躬。我们也机械地鞠躬，因为我们中一些人以前从未鞠过躬。我们紧张地做出动作似乎要握手，然而没有握。我以一种故意装出的愉快声调问他们，他们是否都讲英语。
在早期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悲哀的一群；他们的脸绷着显得很沮丧，眼睛疲惫地凝视着，像在证券交易所中被拍卖的人一样。不过从他们中间，一个身材很小的人走上前，来到中间位置；此人极为洁净利落，穿着优雅而整齐，戴着一个显得比一般领子更干净、更洁白的高硬领；他的圆脑袋上覆盖着灰色头发，头发剪得犹如密织地毯，他的头发边缘将他的脸和前额嵌上了一条非常鲜明、极为高贵的曲线；他眼睛闪着光盯着我们，里面存有不同寻常的悲伤，宛如处于绝境的一头诚实的困兽。这就是他，在继之而来的数月中，我将对他产生一种旷世之奇的亲密感，拥有一些非常奇特的经验片断——他就是梅尔基奥尔博士。
在第一部分结尾，梅尔基奥尔博士已进入了特里尔的火车车厢。大概，我最好先解释一下我们会议的议题。
1918年11月的停战，是专门为封锁的持续而安排的，但是补充以“协约国对德国供给的考虑达于将被视为必要的程度”。1918年12月的停战协定附件，是由法国和比利时的金融代表达成的——英国和美国不了解—一禁止德国动用她在海外的任何黄金、外国证券或其他流动资产，理由是它们是一种抵押，协约国可凭以服务于赔款之目的。革命之后两星期，在运气和活力的最衰微的时刻，德国人同意了这一条款。你们或许感到惊讶，这样一个条款竟能加到最初的停战条件上去。但是，最初的三个停战协定均规定一个月的有效期；法国人认为，在它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都有权从我们的角度添上任何新条件，尽管这些新条件在最初的协定中被遗忘了，现在却会对我们有好处；并在这种威胁下坚持要德国人接受：推迟停战，以及德国的重新入侵。
随后，封锁持续下去，德国凭以从邻近中立国购买食品的剩余金融资源被冻结了。她无法购买任何食品，这样一个时期已迫在眉睫：她自己收获的果实逐渐耗竭，已经挫败她的饥荒继续延长下去，直至她的生命力消失，她的政府垮台，希望之柱被摧毁。
在胡佛先生的影响下，美同人──部分地作为人道主义者，部分地预想到其后果——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而且在12月间，伦敦正进行着争论。我几乎不知道，我们英国人为什么决定促进它的持续。我将之部分地归因于雷丁阁下的优柔寡断，在我们一方是他管这件事；因为那时他正日夜密谋成为赴巴黎代表团的一员，害怕在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上持太鲜明的态度。我忆及跟他一块在白厅花园的战时内阁他的房间里，他一连几分钟剔着左手拇指的指甲，处于观望时机以待形势的疑虑之苦中；他的高顶丝帽是完美无瑕的，他整个脸庞、整个人显得那么轮廓鲜明、光润整洁，从如此多的角度反射着细微的光芒，以致人们盼望把他当作一枚别针卡在领带上；别针上套看别针，直到人们几乎分不清哪个是公爵、哪个是饰品；可怜的公爵！
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将之归因于官僚政治的固有原因。到那时，封锁已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它花了4年才创生，是白厅最优异的成绩；它已在英国人心中的最微妙处，唤起了他们的特性。它的创始者已开始变得为它自身的缘故而喜爱它；如果它走向终结，它所包含的一些最新进展将被浪费掉；它非常复杂，一个庞大的组织已建立起了既得利益。因而，专家们报告说，它是将我们的和平条件强加于德国的一个工具，一旦暂缓不决，我们的条件就几乎不可能再被强加了。
因此，当我们抵达巴黎时，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仿佛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作为最高经济会议的英国财政代表，这个位置使我有机会对该问题感兴趣。显然，和谈可能要持续几个月，在此期间，寻找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某种途径，必定是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如果德国政府机构瓦解，那么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旗帜下的混乱将席卷莱茵彼侧的欧洲余部，这对任何人都无任何好处。这个方案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罗伯特阁下公开地持同样的意见，首相心中也是如此；只有法国人反对它。
博奕开端于1919年1月12日的经济会议，并在次日的战争会议上继续进行。威尔逊总统——那时他的精神尚未混乱——以高尚而华美的措辞作详细发言。“只要饥饿持续吞噬德国，”他说，“政府的基础将继续瓦解……”。他信任法国财政部——我引用他的话——“将撤回他们的异议，因为我们正面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大问题和瓦解的力量，它们正威胁着社会。”M·克洛茨有点屈服地回答说，他将乐于满足总统的愿望。可它不全是食品供给问题。它也是一个正义问题。将它作为一件有关正义的事务，他问道，为什么德国应优先为食品付款，而不是优先还清作为其所犯罪行造成损害之补偿的债务？那一天的胜利，实质上归于克洛茨，因为尽管他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德国可以为食品付款，但他在关于她应当如何付款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
我已经说过，总统用了高尚的措辞讲话；然而人们的动机是各色各样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边，此人作为美国食品事务的负责人，已向美国农民们承诺，要为他们的猪争取较高的底价；这个承诺已经过分刺激了那个大陆上的母猪们；猪价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从巴黎寄给财政大臣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至于熏肉，美国人已建议我们卸下准备运往德国的低级熏肉的巨额储备，而代之以来自美国的更新鲜的储备。它将更易于销售。……形势是明朗的。对中立国，脂肪的封锁正在解除，德国将大规模地收到脂肪供给。布尔什维主义将被挫败，新纪元将开始。在最高战争会议上，威尔逊总统在关于即刻实施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辩的发言。……这时胡佛先生正睡在这样一种梦魇中：猪群从他的被褥上漂游而过；他坦率地承认，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