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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试图创作宏篇巨制时，他以他那独有的莞尔一笑回答我说，过于浩大的事业，比如创作巨著或男女婚姻之事对他并无吸引力。可能他把这些看作是徒耗心力而得不偿失的事情，或者说这些事情超出了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他为自己划定的事业范围。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奥卡姆剃刀”使我不必多言。但这其中应该存在乐于奉献的动机。
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一项研究，数理心理学都没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我想，在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把它当成是前景光明的学科是顺理成章的。当年轻的埃奇沃思选择了这一学科时，他可能期望能够做出堪与当时物理学的辉煌发现相媲美的贡献来。然而，当我提到马歇尔已经逐渐对数理经济学改变态度时，这一梦想非但没有实现，而且已濒于破灭。像原子理论那样在物理学中风光无限的学说并未在心理学中出现。我们时时处处都遇到如何把各部分捏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因为各部分之间原本是分割的、不连续的，而整体显然不同于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单纯地比较数量是无效的，小的变化就可能带来巨大的效应，而我们所做的均匀而一致的连续性的假设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数理心理学就变成了从其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理论的基石，就变成了对序数的计算，而不是度量，最多也仅是对度量的近似而已，但指数又是常常出错的，近似也不可能精确，那么以指数和近似所表达的东西也就大可怀疑了。没有谁比埃奇沃思更清楚这一切了。在他一生的智力活动中，他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根基正在逐渐松动。如果在他天性中的谨慎、苛刻、怀疑和相互矛盾之外，再加上这些困惑，那么那个巨大而沉重的上层建筑还怎么可能吸引住他呢？埃奇沃思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像是在薄薄的冰面上舞蹈。随着岁月一年年流走，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他越来越喜爱在冰上翩翩起舞，但同时却越来越憎恶脚下的冰面。当恶意的目光向他投来的时候，他就旁顾左右；当命运刁难他的时候，他就闪烁其辞，他把不好客的黑海当作好客海，把怀有恶意的真理卫士当作善良之人。埃奇沃思很少直面他的读者以及那些想和他探讨问题的人，他隐晦艰涩、拐弯抹角，总想一个人悄悄溜走，而一旦被其他行人喝住，他就更要紧走几步。
在1887年他的《米制》问世之后，埃奇沃思就再没有什么单独的出版物，只有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四次讲演被印成了小册子。直到1925年才由他自己编辑，以皇家经济学会的名义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论文选集》之卷本。在这部书中，以适宜的方式保留了埃奇沃思对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贡献，这些正是埃奇沃思本人希望保留下来的，而前面提到的《数理心理学》中的部分内容却被排除在外。
经济学论文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他本人谦逊而甘于寂寞，所以按他自己的意思并不愿意出这样的风头，但当其他人在为这件事费心尽力的时候，他也就顺水推舟。开始遴选文章、准备出版。而在出版之后，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大获成功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学术刊物纷纷发表评论，赞扬之声蜂拥而来，就好像这位与世隔绝的作者刚刚被发现一样。我想，埃奇沃思的的确确被自己所享有的世界性声望惊呆了，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虽然他还在不间断地写作学术文章，但他把他最后3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上。人们总是从他的崇高声誉出发把他想象成一个不谙世事、不理俗务、高高在上、耽于抽象思考，并以玄奥为乐事的人，但作为一个在《经济学杂志》中共事15年的人，我要说，事实恰恰相反，作为一个编辑，他在实际工作中很有天份。他工作准时、老练，在一切日常事务中都堪可信赖。他总是不能发现自己文章中的排印错误，但对别人的文章却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对什么是好的“校样”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对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并且屡试不爽。他常常利用自己作为编辑的权力严格地使稿件保持简洁，并且施加影响，优先考虑那些有时事价值的文章，而限制对方法论或类似的东西的拖沓冗长（在他看来，德国的刊物就深受此害）。我比较喜欢那些分量重的文章，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竟和埃奇沃思对立起来了。是他建立了这本杂志的国际声望，并且十分看重把这种声望保持下去。我敢肯定，在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没有比他更精通外文的了，而且，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也是交游最广的。埃奇沃思是个好客之人，外国的经济学家，无论知名与否，很少有人到伦敦去而没有受到埃奇沃思的热情款待。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使全世界的经济学能够一气同心，他还努力在各个地方发现对经济学有天赋的人，并以爱尔兰和西班牙传统中特有的优雅风度来对待他们。他的耐心是无所不包的，虽然自己声望卓著，但对奖掖后进却不遗余力，以至于让人们感到如果这不是在对他们有意讽刺，那就实在太过分了。他的所有的奇异、古怪都局限在写作之中，而把自己出色的实际工作能力，精明强干的风格都奉献给了《经济学杂志》。
凡是认识埃奇沃思的人一定都会对他形成强烈印象。但这并不是说描述他是件容易的事。他和蔼、热情、谦逊、喜欢自嘲、言谈幽默、能够直视人的内心世界；但他也自制、生硬、有城府、骄傲、敏感、拘泥礼节、着意谦恭，对外部压力却绝不低头。马歇尔在谈到埃奇沃思的家世的时候，常常会说：“弗朗西斯是个迷人的家伙，但对伊西德罗你可得小心提防。”
他的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非常人之所能及。70岁之后，他还经常爬山，在帕耗斯普莱热，他一大早就下到冰凉的水中游泳，要不就是不知疲倦地行走在牛津郡的草场上。他总是在工作、在阅读、在校对、在“确证参考资料”（他尊重权威，而不愿意用自己的话表达任何东西，这使他浪费了大量时间）、或者是在纸片上专心致志地演算深奥的定理（据玛丽亚·埃奇沃思记载，这也正是他祖父爱做的事情），要不就是在写信，总之，他不问收获，而只是勤勤恳恳地耕耘不止。在他临终之时，他已经很难用口头做什么完整的表述了——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失眠并且精神焦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对于写作，他甚至在80岁之后还毫无问题。最后，像他希望的那样，他在工作中死去。
埃奇沃思终生未婚，但这并不是由于他缺乏感情。是他难于共处的性格，而不是他对生活的观念阻碍了他与别人构成真正亲密的关系。他没有获得本应享受到的那么多幸福。但
从很多方面来说，他的品性更适于这种单身汉的生活。他只需要不能再少的生活用品，他不愿意为任何家庭责任所牵累，他也满足于这种没有私生活的日子。没有人像他那样不断地游走在教员休息室、图书馆和俱乐部之间，并为能在这些地方获得一点惬意之感而恋恋不舍。他的财产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什么瓶瓶罐罐，甚至没有多少书籍（他更愿意附近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没有贴身的记事本，没有文具和邮票。红线绳和胶水是我能想起来的归他所有的仅有的东西。但他对自己的仪表很讲究，总是按自己的风格精心装扮。他的长相更像西班牙人，而不太像埃奇沃思家的人。前额宽阔、鼻子很长、脸色带点绿色，胡子是精心修剪的短髭，双手比较粗大，他的相貌高贵，但有时他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似乎衣服不合身或身体不舒服。他在牛津万灵学院的住所是座简朴的房子。在伦敦时他住在弗农山5号，还有两所孤零零的房子，耸立在汉普斯特德的悬崖上，俯瞰平原，那是他在50年前在这里住过一周之后就买为己有的。每年夏天，他总要回爱尔兰小住几周，这时他住在金斯敦的圣约翰俱乐部。饮食问题他就到饮食处或万灵学院的餐厅、或阅览室、萨维尔、艾尔贝马尔等地方解决。看书，他就到大英博物馆、达布林的三一学院或皇家统计学会的图书馆去。
据说他在埃奇沃思镇度过的童年时代里，总是爬上苍鹫的窝去阅读荷马的作品。看来，他总是呆在那些远离凡尘的地方。
精英的聚会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第十七章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
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圣约翰学院堪称剑桥经济学的摇篮。1868年，马歇尔由数学转向伦理科学，同年，福克斯韦尔也参加了伦理科学的学位考试，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