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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在他的80岁生日之后不久《货币、信用与商业》完稿了，并于次年，即1923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别于他的设想，书中并没有“对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在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
全书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断组成，其中有些写于50年前，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并对他在这方面贡献的特点作过概要的评价。这本书中显现出《工业与贸易》中所没有的年老的迹象。然而本书仍然资料翔实、思想丰富，收集了很多学生们无法见到或很难见到的篇章。“如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中写道，“那么其中很多在本世纪的80年代还值得一读。”
“尽管年纪在逼迫着我，”他在《货币、信用与商业》的序言中写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发表我已形成的对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观念。”尽管记忆力减退，身体极端虚弱，但在完全卧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强支撑着去编写另一部书。计划起名为“进步：它的经济条件”。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写短信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精英的聚会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我们今天怀着恭敬的心情纪念玛丽·马歇尔，并不仅仅因为她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诚然，如果没有她的理解与奉献，马歇尔的著述生涯就不可能功德圆满。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纽纳姆学院历史上的地位，大约75年前，她是剑桥的第一位女经济学讲师；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最后20年的生活中对剑桥大学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她的祖上是自耕农，血统高贵，这个阶层是形成这个国家诸多美德与价值标准的源泉。自耕农在16世纪及这之前拥有自己的土地，18世纪他们变成了节俭的教区牧师和古典学者。佩利家族定居在约克郡的吉格莱斯威克已经好几代了。她的曾祖父的父亲于1733年取得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位，并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长达54年之久。她的曾祖父，威廉·佩利，出生于整整两百年前，是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还担任过卡莱尔的副主教。他所著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先于边沁的同类著作，通常被人称为“佩利的证据”（“自然神学，或根据自然现象推测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下一代的另一位基督学院的学生，查尔斯·达尔文，在读过这部著作后，离弃了它的观点而走上正途。马歇尔夫人生前给过笔者一幅这位伟大的副主教的小小画像，以前她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曾让笔者看过一只刻有花纹的箱子，里面珍藏着一小袋这位最不浪漫的哲学家的情书。副主教的孙子中，一位是F．A佩利，他是19世纪中叶的古希腊语学者，另一位就是玛丽·马歇尔的父亲。他是斯坦福德附近的厄福德的教区长，最严格的西米恩教派的一名福音派教士。玛丽·马歇尔的母亲是约克郡沃莫尔德家族的成员。
玛丽·马歇尔晚年之时，把那些自传性的文字合订在一起，她称之为《所忆》。直到临终之际，她一直把它放在座位旁边，有时，她一人独坐，悠悠往事涌上心头，于是就动笔记下，为这本书增添一些新的篇章。书中记述了纽纳姆学院刚刚建立时的日子，还有1882年剑桥解除婚姻禁令后，宛如在荒漠上焕发出生机的定婚夫妇们的生活。这本书应当出版，因为对那段时光，再没有比这本书更细腻、更风趣的记述了。下面，我就要尽可能地从中借用一些段落，也许多了一点，但如果她不是一经写出就及时发表了这些文字的话，我可能还要借用得更多。
在这些文字中，她追忆起了在乡间教区住宅中长大的时光，1850年10月24日她出生在这里。“这20年的岁月，我是在一所高低错落的古老住宅中度过的，它的前面种着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远处是一片草地和树林，花园有着长长的植物沿边和绿色阶地。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的美，直到几年前，我已是一个老妇人时，才感受到这一切。”读过她对这段时光的回忆之后，几天之内再读一读库尔顿（他的祖上也是约克郡的自耕农，家世可以上溯到16世纪，后来也成为牧师和律师的家族）对与此相隔不久，他在诺福克郡成长经历的描述，人们就可以领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什么：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含蓄的美和克制的情感，这些，曾是怎样陶冶着人的心灵啊。也许那些不是从小就被培养成福音派教徒或非国教教徒的人，将来就无法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很快就没有人能自由思考了，显而易见，事实也的确如此。环境与自然赋予了玛丽·马歇尔优雅、高贵、风趣的品格与情感，94年中，风采始终不变。在图书馆里，她让最年轻的学生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文明时代的美感、举止和含蓄，而这一切现在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些清规戒律又是多么怪诞、又多么可怕啊！为什么只有那些相信荒谬或教人相信荒谬的时代才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时代啊？这位西米恩教派的教区长心中怀着苛酷的信条，以至于任何一个相邻的教士都不能与他保持亲密。他认为狄更斯的道德不可怀疑（也许的确如此）。而当他亲爱的玛丽逃脱了这些狭隘的教条之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深深的鸿沟。她曾这样记叙自己的童年：“我妹妹和我原本是有玩具娃娃的，直到有一天大难临头，父亲把它们全都烧了，还说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玩具了。”
然而他却允许玛丽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他曾与孩子们一同嬉戏，而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又是那么的出色。80余年后，玛丽·马歇尔自己回忆道：“9岁以前，我们的教育也就是听父亲朗读马卡姆夫人的《英国历史》以及从《近邻》和《远方》两本书中学习地理知识。1859年，一位德国女教师的到来使我们开始了较为正规的课程。历史主要是一些日期，我们依靠一种记忆术，从‘卡西贝鲁德·博德尔普’诸如此类的东西开始背。地理则主要是一些城市与河流的名字。我们从头到尾地学了法语和德语，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说德语。我们还从《儿童知识启蒙》和《酿酒人指南》两本书中学些科学知识。我现在只记得黑色长统丝袜是何时传入英国的，再有就是‘雷雨之夜该怎么办’，答案是‘把你的床挪到屋子中间，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然后上床睡觉’。我们还跟父亲学了点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再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至于故事书，我们读的是《大世界》、《假日的房间》、《亨利和他的脚夫》以及《桑福德与默顿》。每到星期日，我们就学教会的教义问答集、短祷、圣歌和考珀的诗，当时有一种叫《家中星期天》的周刊，也是我们的读物。而我们爱不释手的则是《天路历程》和《费尔柴尔德家族》，它们每章的结尾都附有祈祷文和圣歌，对这些，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只是翻一翻就跳到最有趣的部分，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不过我们主要的文学知识是在傍晚听父亲朗读时学来的。他给我们通读了《一千零一夜》、《格利佛游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英译的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而我们最喜欢的是司务特的小说。我们在花园里扮演书中的故事，互相称呼书中主人翁的名字，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傍晚这段时光，那情景我终生难忘。不过有一点我始终迷惑不解，父亲允许我们读司各特的小说，却不让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我在长大之后才读了《大卫·科波菲尔》，即便是那时，也只能偷偷地读。我想大概是由于司各特的作品中有些宗教色彩，而狄更斯的作品却没有。”
1869年，剑桥大学对18岁以上女生的地方高等考试制度建立了，这就宛如阳光的普照，而那只乡间的小蝴蝶就要张开她的翅膀了。她与父亲一起准备神学和数学，他的法语和德语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她来到伦敦参加考试。“监考的是利文教授。交完二次曲线的答卷之后，我不禁哭了起来，克拉夫小姐走过来安慰我。”出于她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如果她随克拉夫小姐到剑桥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学金。“我父亲又自豪又高兴，由于他敬仰克拉夫小姐，就不再反对把他的女儿送到剑桥（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行为）。我父亲与克拉夫小姐成了知心朋友，几年之后，我们在默顿舞厅举办舞会时，我就看到他们带头跳了一种乡村舞蹈。”克拉夫小姐的哥哥是诗人阿瑟·休·克拉夫，“马修·阿诺德的酒神杖。”看来克拉夫小姐并未深受她这位思想自由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