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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时候，我向他寻求帮助，在痛苦的时候，我向他寻求抚慰，而我从未扫兴而归。与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寻常的分分秒秒，它们使我重获生机。我所经历的磨难与疑虑可能与他早年的开拓历程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学识更渊博，洞察更深远。也许，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谢意的人中，我是最应该感恩戴德的一个。”
马歇尔开始他的剑桥历程的时候，我想，如果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这时，基督教教义正在从英国或者至少是从剑桥的哲学世界中退却。1863年，24岁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条”为享有研究员资格的条件，并正在致力于阅读希伯来文的《申命记》和准备讲授《使徒行传》。而当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汉密尔顿哲学探讨》前，从未写过任何明确背离教义的东西。在此前后，莱斯利·斯蒂芬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牧师，詹姆斯·沃德是脱离国教教派的牧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牧师职位的候选人，W．R．克利福德则是高级国教教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员资格，以便“从教义束缚中摆脱出来”。之后不久，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再被称为基督徒了。然而，与西奇威克一样，马歇尔尽可能地不采取“反宗教”的态度。他仍然认同基督教的道德准则、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动机。在他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贬损宗教的语句。他的学生们也很少有人能说清他的宗教观点。临终之际，他说：“宗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放弃了神学，但对于信仰，他却越来越诚笃。
这场60年代的大转变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不是后来的时代中发生的那种伦理或情感上的转变，这场转变完全是由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而诱发的。马歇尔常常把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围绕H．I，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而展开的争论。他最早是在J．R．莫兹利那里看到这本书的。对当代人来说，曼塞尔已经算不了什么。但在60年代，作为把基督教义建立在理智基础之上的最后一次尝试的倡导者，他却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曼塞尔曾任牛津大学的导师，后来成为圣保罗学院的院长。1858年，他“采纳了汉密尔顿的独特理论，把康德引入到英国国教事业中来”——人类精神的一种古怪的逆转，这种理论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顿演讲集》的曼塞尔作为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而一举成名。1865年，正当马歇尔获得学位，并开始专注于探讨宇宙奥秘的时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汉密尔顿哲学探讨》，书中对曼塞尔把汉密尔顿附会于基督教神学加以批评，曼塞尔也作了回答。曼塞尔为正统观念所做的辩护“向我表明，”马歇尔说，“需要辩护的地方何其多”。这次大辩论主宰了马歇尔的思想并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学，进而又转向社会科学领域。
1859年，即《班普顿演讲集》出版之后第二年，《物种起源》问世了，它使人们的思想从云霄之间回到陆地，并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现在依然难以读懂）也在汉密尔顿…曼塞尔争论中应运而生，它独辟蹊径，使形而上学融于不可知论，并且告诫那些并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进化论以及——前一代知识分子所推崇并留存下来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这样，马歇尔从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我认为，马歇尔从未明确背离过主宰着他的经济学前辈们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是相当谨慎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超越了西奇威克，而与杰文斯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我想，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没有哪一项经济学研究是专门针对某一条伦理学教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对马歇尔来说并不是享乐主义计算的应用，而是人类发挥自己更高才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么并不重要。经济学家们可以向世人宣告：“对于贫穷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对很多人堕落原因的研究”。这一宣告已足以说明经济学家的目标。因此，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领域内的事实与推断，而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最高旨意”。当然，不可否认，社会进步同样“部分地依赖于人类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天性。在这些事情上，经济学家们没有特殊的资料来源，而只能做与其他人同样的事，并尽可能地去猜想”。
这就是他的最终姿态。他是通过伦理学进而涉足经济学的。在晚年对自己的精神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中，他说道：“我从形而上学走向伦理学。我当时认为要对现存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番论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们现在称作道德科学的领域里很渊博，他总是对我说：‘懊！如果你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我就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怀疑机会不均等状况的合理性，甚于我对物质享受不平等状况的怀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贫穷的地区，我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看到了一张张贫穷的脸。这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彻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为《货币、信用和商业》所准备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前因后果：“大约是在1867年（当时我在剑桥正忙于讲授数学），我见到了曼塞尔的那本《班普顿演讲集》，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是他应当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研究形而上学，但不久就转向了似乎较为前沿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人类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发展的可能性的种种探讨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到我的面前：为了过上美满生活，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年长而睿智的人们告诉我，生产资料的数量不足以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闲暇，都能有机会从事研究。他们还告诉我，我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我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我开始消徉于各种枯燥事实之中，并期待着很快获得思想上的丰收。但越是对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我越是发现自己所知甚少，而应学甚多。到现在，我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比刚刚入门之时更加无知了。”
1868年，当他还处在形而上学阶段的时候，一种想要阅读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带到了德国。有一次，他说道：“康德，我的导师，他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也仅此而已，因为除了他晦涩难懂之外，社会问题也不知不觉地来到我的面前，难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机会只属于少数人吗？”他和曾指导过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国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顿。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对他影响很大。他还接触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罗雷尔的著作。最后，在圣约翰学院院长贝特森博士的劝说下，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道德科学的讲师职位，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由此开始了。但他还一度讲授过道德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逻辑学与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为经济学奉献终身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总是认为，与遵从他父亲的愿望比起来，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两年间的反复考虑与犹豫不定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起自己这段选择的历程，教诲他们要与经济学这一高尚职业——他正是这样认为的——相配。因为他们要怀着科学的无私精神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则，而正是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幸福与走向美好生活的机遇。
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代，当他担任剑桥伦理科学教授职位时，亨利·西奇威克与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与他的这两位同事一样，他也属于贤人兼牧师的一类人，然而，他也与他们一样被赋予了双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并没有比其他的神职人员有特别突出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的领域里，他却是这一百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尽管如此，他总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个方面置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来，第一个自我是主人，第二个自我是仆人。这第二个自我只需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发地寻求知识，而第一个自我要服从推动实际进步的抽象目标。鹰隼那锐利的眼睛和张开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唤到陆地上，来完成一个说教者的使命。
这一双重天性是一条线索，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时而坚定，时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冲突的目标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徒费心机；可以理解他总表现出来的双重观点；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种优势。经济学研究看起来并不要求那种出类拔萃的独特天赋。理智地说，与那些哲学和纯科学中的高深内容相比，经济学难道不是一个简单之极的学科吗？然而，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经济学家却如凤毛麟角。一个简单的学科，而精通者寥寥！这种说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从这里得到解释：即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