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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毛泽东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
刘少奇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刘少奇拿出提纲，送给毛泽东等审阅。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从当时的情景来看，毛泽东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也没有客套，甩开了湖南腔，便讲了起来。
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2）
刘少奇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事实上，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层次的官员，表面看来他们只了解本地的情况，对整个中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其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了解大体上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形势是严峻的。问题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从中央的口中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则是另一回事。刘少奇的讲话没有令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不粉饰，而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向全党承认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形势。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党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①这个话得到了历史的检验！
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1961年春，刘少奇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的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他从汇报中听到的所谓“万头猪场”，进去一看，只有几十头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的猪；被誉为先进的“红旗大队”，原来是连年减产。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人祸”。1961年5月，刘少奇在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这个观点，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这样判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运足了勇气讲的。至今我们不了解刘少奇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否也是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呢？讲什么，不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作了不少思想斗争！最近，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张维兹回忆，在出气会上，讲不讲真话，他是心潮起伏，彻夜难眠啊！张维兹的思想活动，应该说不是个别的现象。所以，薄一波对刘少奇的表现，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如果不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还需要什么“勇气”和“胆略”！大会上不少人表示：少奇同志的讲话，使人真正心悦诚服。《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说，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十八所”轮训，人们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是有争论的，而且分歧很大。安岗回来传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少奇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金凤说，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
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同样，这也是人们十分关注同时又有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3）
在中央说来，如果将成绩讲多了，出现的那么多困难无法解释；成绩讲少了，又担心人们会感到灰溜溜的。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把握呢？这对刘少奇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只听刘少奇说：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