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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就是这样，当年她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方，但为了孩子，她却什么也不怕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里能活命，我照样能活命。母亲这时变得多么勇敢。
我们真想劝阻她，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新疆有多远。我找到一幅中国地图，给她指乌鲁木齐，说到那里有上万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亲倔强地说，只要没远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里。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母亲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炼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姐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寄出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
时值五六年冬天，我怀着满腔热情上路了。一过淮河，进入河南，景色就苍凉起来。到了郑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个人走的，独自走在这遥远的路上，想着从此告别故乡的山水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凄凉。但当我想母亲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个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条追求理想之路，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那时火车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萧条，让人越往西走，越觉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郑州转车之后，我能大概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湖南话了，交谈不了，旅途异常寂寞。
我就这样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随后也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荻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当时已不让姐夫教书了，把他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他写了一封信来，说自己是“右派”，到新疆来要不要。二姐去请示了农八师领导，那时真是思贤若渴。一听是北大毕业的，当即就让他来，说来这里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护他。
姐夫当时已一无所有。他背着几本书，就偷偷地跑出来了。一路上他没钱，也没吃没喝，受尽了苦，终于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三十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鉴历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近二十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十多亿元，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达到十八亿多元；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这些辉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时，口占的一首诗，就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
引得春风度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
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
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
丰碑座座满天山。
后记
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验历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它，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唯有如此，那些作出牺牲的人才不至于白白地作出牺牲；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有新的牺牲发生。
这是我写下这部报告文学的初衷。
作家左夫棠的爱人吴琴祥是1951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疆的影响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位湖南女婿说：“湘女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他文化交融，这种东西是很了不得的。”
人们把20世纪50年代初来疆的女兵誉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这是非常确切的。她们不仅仅是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象。
我相信，她们所经受的一切和所奉献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已铭怀在心。
大部分湘女乡音未改，她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不及一二。但对于她们，最大的苦来自内心的疼痛，来自我面对那些被异乡的萋萋荒草埋没的坟茔。
越往后采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采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它让我承受的是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我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她们对故乡对她们的遗忘感到悲伤。她们是那么真诚地、努力地期盼娘家人来看看她们的女儿，无非是想让老家人放心，无非是一种乡愁，无非是远嫁几十年后为内心寻找丝缕慰藉。我一直记得一位伊犁老兵唱的那首歌——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那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碧绿的草原像丝织的花毯，
心爱的姑娘像天鹅在歌唱。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
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
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
她们唱得老泪纵横，我也听得泪流满面。
这本书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现《芙蓉》杂志主编颜家文先生2000年初约我采写的。希望我能从人性的角度文学化地反映这一历史真相。我从2000年3月开始采访，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你凭想像，不凭脚步去走，是根本难以体验她的广阔的。加之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再加之我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采访的难度增加了许多。我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采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我已走了近两万公里路程。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缘，来充实我的采访内容，搜集更多的被尘土淹埋的史实。所以，最后定下这个文本时，已是五年之后。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写得如此慎重和艰难。
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颜家文老师，没有他提供给我这个采访的机会，我既不可能面对人世里那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可能体验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疼痛。
这部作品最终能够问世，要特别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与该社的缘分来自该社的编辑王德领先生。2004年8月，我到北京领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时与他相识，从此成为朋友，后来我把这部作品寄给了他。他很快给了我回复，并把作品转交给了周秀春女士，使我看到了这部作品出版的希望。最终，这部作品得以以尽可能完美的面貌问世，周秀春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负责任的劳作，令我感动不已。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我采访提供了帮助和方便的人和单位，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给予的支持！
诗人洋雨，作家丰收、李桦给我提供了珍贵的采访线索；本书还参考了丰收先生的《铸剑为犁》、张明儒将军的《扎根记》两部著作和李桦同志采写的《多情湘女满天山》（载《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七、八期）一文，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谢树仁、刘威武、朱楚湘、戴庆媛、文成、陶勇、刘玲玲等长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该书的图片除了一部分系我拍摄和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