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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天黑了，按口内的时间，该是半夜了，车子才停住。带队的干部就喊下车吃饭，下车吃饭。
到了吗？有人看见外头黑天黑地的，就问。
带队的干部说，路还远着呢，今天走不走，吃了饭再说吧！
大家就在汽车的灯光前围成一圈，喝着水，吃着干粮。忽然，车“轰”的一声响，掉头开走了。我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因为前面有些女兵一看见光秃秃的戈壁滩，就不下车，所以那些司机怕我们也这样，哄着我们下车吃饭，把带的东西卸下来，就把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往四周看去，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只有黑黝黝的一片戈壁。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被漠风撕裂的军旗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哨兵像影子一样游动着。然后，平地里出现了几缕灯光。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人开始对我们讲话。大家的心都凉得不行，没几个听他讲了一些什么。后来，当他说他代表全团官兵欢迎我们时，我们没鼓一下掌，就陪他的那几个人“噼噼啪啪”地拍了一阵。那声音在空旷而沉寂的戈壁滩上显得很不协调。然后，他让一名干部安排我们去休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讲话的人是团政委阳焕生。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住的地方，就跟着那干部走。一路上看见一边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洞口，从那里面竟然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这可把人吓坏了。有人以为是坟，以为有鬼呢，以为鬼还打呼噜呢！还有人以为里面饲养着什么动物。反正，好多人都不吭气，都冒着冷汗，竖着毛发，紧紧地挤在一起往前走。有个胆儿大的老乡，实在憋不住，一下冲到那走在前面带路的干部跟前，朝他踢了一脚，那干部痛得“哎哟”叫了一声，然后生气地问她，你个小鬼，为什么踢我？我哪里惹着你了？
那老乡没有理他，只对我们说，他是人，是个人。
我们以为你是鬼呢，这黑洞洞的洞里怎么有声音发出来？吓死人了。我们赶紧对那正在生气的干部说。
那干部一听，顿时笑了起来，笑得都蹲在了地上，好半天才忍住笑，说，那里面住的是人，那就是部队的住处，叫地窝子，这戈壁滩上，自古就没个人烟，哪来的鬼呀？
在老家，谁要是穷得住窝棚，就不得了啦，难道部队穷得连窝棚都住不起吗？
这戈壁滩上，没有草，没有树，怎么搭窝棚呀？明天天一亮，你们就知道了。
正说着，大家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前，那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住处，两眼地窝子，一共可睡三十来人。里面铺着芨芨草，把被子一打开就可以睡了。
但没人动，好像那不是人类的居所——人类摆脱穴居已不知多少年了，没想到20世纪中叶，却有二十余万人在新疆过上了这种生活。大家都愣愣地站着。
怕什么呀，不行，我先进去给你们看看。那干部说着，提着马灯进去转了一圈，接着说，的确是住人的地方，自然啦，这是临时的，以后，条件会改善的。
有些女兵把背包放在戈壁滩上，坐下了。
两个年纪小的把头放在膝盖上，很快睡着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要回去，送我们回湖南去！然后大家都跟着嚷嚷起来。
要走也得天亮了再走哇，这深更半夜的，怎么走呀，往哪里走呀？那干部也着急了。
大家也许的确是困倦了，没人再吭声，有人抱着背包往里走。大家都跟着往里走。有人哭了，这一哭可不得了，大家都哭了起来，哭声响成一片……
听人说，这南疆三年能下一次雨，就算老天爷开眼了。可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就下了一场雨，老兵说，那雨是我们哭出来的。
下雨了，又勾得我们想起湖南家乡来，加之那雨淋坏了地窝子，我们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女兵们又哭了。男兵们站在远处望着我们，望着像落汤鸡似的我们。
这些出入过枪林弹雨、身上的硝烟味尚未散尽的男人，现在扛着或拄着砍土镘，神情忧郁，用饱含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
即使是我们的啜泣和哭喊，也使他们感到了无限温柔，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色彩。看到了荒原上的一线生机，正是我们这些女兵使一半成为整体。我们是他们的姐妹，也是梦想中的爱人和未来的母亲。我们承载的是半个世界或许更多。
哭归哭，三天以后，真格的东西就来了，开会、讨论、汇报思想、检查日记。最后落到一点：建国建疆，立家立业。但每个人似乎都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就是不能找对象，不能结婚，不然就回不了老家了。但事情并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最后，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几乎全在这里成了家。
自从陈淑惠与老赵结合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吾瓦，她在这里与盐碱地战斗了一生。
你不知道，这里的盐碱有多厉害。1952年，全团播种粮食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亩，盐害面积就有两万二千一百零五十五亩，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1961年，盐害面积达到了三万多亩，1974年，达到了近五万亩。
最让陈淑惠痛苦的是，有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由于泛盐严重，不得不弃耕，必须灌水洗盐才可能有一些收成，但土质变劣，产量锐减。“头年小丰收，两年便减产，三年‘秃子头’，四年把种丢”就是土地盐化减产的生动写照；有的条田则成了“盐碱滩，苇子草，十亩庄稼一肩挑”。一、三支渠及三支渠土地是陈淑惠和全团官兵们当年一起开垦的，最后都不得不抛弃了。当她看着那泛着盐碱、一片荒芜的土地时，当她跟着大家撤离那里，抛弃那些土地时，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仿佛抛弃的不是土地，而是自己的孩子。大家的心情都灰灰的，脚步特别沉重。陈淑惠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望那些土地，一次又一次淌下了伤心的泪水。1964年，全团弃耕面积达到了七万余亩。到80年代末，重新开垦、收复这些弃耕地时，已经退休的陈淑惠又参加了。
这块贫瘠的土地是不适宜耕种的，早在1952年，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到吾瓦考察时，就曾经下过结论。经过了近五十年的种稻洗盐，这片土地才渐渐变得肥沃。但这时，陈淑惠的身体已经垮了。
陈淑惠是在参加一次收复弃耕地的劳动后，感到身体不行的，那时她六十一岁。后来，她一直熬着，最后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还是一直参加劳动。她在吾瓦一直种棉花，退休后，她每年都要去拾棉花。这本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但对她已成了习惯，如果到时候不到棉田里去，就浑身不舒服。
她最后是倒在棉田里的，当时棉花已经拾完了，连棉秆也收去作燃料了。天气是在深秋，大地已有些萧条。她一直想到田野里看看，在田地走着，突然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没有用手去擦，而是任它流着。这时，她看到了自己进疆后栽活的第一棵胡杨树。她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急切地向它走去。但她已走不快了。
她那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多岁，唉，六十多岁就老成了这样，真是丢人啊！
六十五岁那年，她死在那棵胡杨树下。人们发现她时，已是次日中午，她的衣着整洁干净，脸色平静、安宁，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中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背靠的树一夜之间，叶落殆尽，有些金黄的叶子就在她身上盖着。
她所埋的十三连，是坟茔的代号。那是一大片的坟地，先前的排列整齐，后来的显得凌乱，远远看去，一个接一个的土包显得没有边际。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一条水渠。水渠一边是坟墓，一边是农业连队。
唉，说起来——辛酸哪，陈淑惠确实不容易啊！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老家的人来看她，一过六十岁，她就常常说，她死后要在坟前立个碑，写上“湖南长沙女陈淑惠之墓”，说老家来了人好找。她还说她的坟头要朝着东南方向，说她的老家就在那里。平时香梨熟了，她就会说，哎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可以尝尝我种的香梨了；打谷子的时候，她就会念叨，唉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可以尝尝我们吾瓦的新米了；春天来了，她就会说，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这正是我们吾瓦最好看的时候；冬天她则说，老家的人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太冷了，到处光秃秃的，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见我生活在这里，一定心酸的。
可是……唉！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