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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艺术院校学习过的舞蹈家。我在南疆待了三十五年，是南疆领我进了艺术之门，给了我扎实的舞蹈基础。南疆就是我的大学，就是我的母校。
恐怕没有比南疆这所学校更让我引为自豪的了。就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培养，我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兵主演和编排了《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灵》等全国闻名的舞蹈。
在南疆的我是快乐的，我像一个天使一样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人们不时可以听见我快乐的笑声。但十三岁那年，姑妈给我寄来一封信，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难以承受，我变得沉默了。
姑妈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了……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忍着泪——我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怕他们说自己同情“反革命父亲”。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来，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浸湿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杨林中，我的哭声撕心裂肺。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只有抱着那株白杨发呆。
我父亲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曾随何长工、贺龙一起闹革命，因为祖母的阻拦，他没有随贺龙参加长征。他在华容县是个乡间绅士，虽然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员，但随程潜参加了湖南起义。五○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到广西后，就读于广西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到南宁军区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反革命女儿”这一现实。哭完父亲，擦干眼泪，我把家信交给了领导。我迷茫地问道，首长，我该怎么办呀？问完，又哭了。
那位领导和蔼地说，小梦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你已经参军了，就是军队的女儿，不要为父亲的问题背思想包袱，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这时候，我已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我的勤奋，加之单纯，使大家都很喜欢我。经历了那一次打击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上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也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当初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对舞蹈的自然爱好，那么现在它则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军区文工团在五六年撤销后，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这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全国全军的名声仅次于总政歌舞团。我更加刻苦地练功，虚心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维吾尔族舞蹈家学习，但我不模仿，总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领会，然后进行再创造。我根植于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赋予汉文化的思想意识，并增加了现代审美情趣，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独具个性，我很快成了团里的主角。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我却不能出国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这些没有自己的份儿。
六○年，文工团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台柱子”在家，我心里自然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我决心下去体验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个月时间里，收集了上千个舞蹈动作，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酒舞和狮舞，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利用别人出国演出的时间，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经过我的努力，使军区文工团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六四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为此，军区司令员郭鹏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有几种人的亲属不能出国，这是死政策，谁也没办法，这和你本人没有关系，你千万不可以闹情绪。
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试跳，我试跳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我就不认真教别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但我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我非常激动。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主席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复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生产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后来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汇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汇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