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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听说我生了孩子，周围的哈萨克老乡都来祝贺。他们认为生孩子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喜事，而且是整个阿吾勒（村子）的大喜事。他们举行了婴儿出生礼，还专门宰羊让我补身子，全村的妇女都来看望慰问我，为我们祝福，祝我的孩子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全村的青年男女还唱歌跳舞，欢庆我们得子，连续歌舞了三个晚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生育。我丈夫是“九二五”起义战士，四九年底起义，五○年就被评为“特级劳模”，五一年也是劳模，五二年调到军区警卫排当排长。他是个老实人，上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在铁厂沟待了三年后，把他调到一二三团四连当连长，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车排子当时刚开发出来不久，住的仍是地窝子。刚安顿下来，又让他到一二九团当奶牛厂厂长，还是住地窝子。奶牛厂建在沙包子上，到处是四脚蛇、蝎子，有时还有蛇，怎么收拾都有，所以我女儿生下来后，放在地窝子里，总不放心。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得起表率作用，所以3月15日生的孩子，4月2日就上工了。去向九连团支部挑战，进行增产南瓜和玉米的竞赛，最后，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1962年，丈夫去乌苏“支农”，我到糖厂做糖，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有休息。我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就让我当了家属，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岗。当时过年每人分二两清油、一斤肉、两百克水果糖、一盒烟、一瓶酒，这年也没有了。没有这些东西，就开不了锅。当时仍住的是地窝子——我住地窝子一直住到六五年，人家来拜年，说，都十二点了，你家怎么还没冒烟呀。我说，我昨晚熬糖熬到一点了，回来后，什么也没给分。
今天初一了，快给孩子做饭吃。
做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你去问问连长。
我就去问了，一问，说你已当家属了。我气得不行，给孩子吃了点头天剩下的馍馍，让他们在铺里不要动，然后我就去六公里外的团部找教导员。
找到教导员后，我忍住不哭。我说，你看新年大节的，我什么也没有，大年初一逼我当家属，你们怎么做得出来？不给过年的东西，连一块冰都没有。
当时吃的是涝坝水，牛羊和人都在里面喝，女人打不动冰，就由单位派男的打回来，分给各家。教导员一听，就给指导员打电话，说过年的东西还是要给人家。
我回去后，连里给了我冰、棱棱柴、半袋面和一小瓶清油。
我见了，忍不住哭起来，母子四人都哭起来。那时的水果糖稀罕，肉也难以见到，一年就分这么一回，看到人家的孩子有糖吃，闻到人家屋里有肉味，怕自己的孩子见了稀罕，不敢让他们出门。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我的心难过得跟刀子在割一样。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就死掉了，所以我是从内心感激新中国，感激毛主席的。我的确想为我们社会做一点什么，但我的文化是在部队学的，不高，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只有力气，我可以劳动，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做一点事，何况我当时才二十七岁，可以干活，哪怕是最苦最累的活。但他们却把我劳动的权利都剥夺了。
我闲不住，看见那些去劳动的人，觉得他们真幸福，真令人羡慕。有一次，我找了一把砍土镘，忍不住跟着出工的队伍到了田地里，不想他们把我的砍土镘夺了，还把我的小孩子从托儿所里赶了出来。
那的确太让我伤心了。我整天哭，眼泪再没干过。不能劳动多可耻呀，我觉得低人一等，再也不好意思从他人面前走过。我的头发很快就白了，并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第二年回到长沙后才治好。从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我做不到的，让儿子去做，让他们来替我报效新社会。我的愿望后来实现了：我老大是乌鲁木齐一所中学的特级教师，老二是独山子乙烯厂厂长，老三是乙烯厂工段长，女儿在做生意，除了女儿，儿子都是大学毕业。而当年，当了家属人家就看不起你，孩子经常被欺负，有一次别人家的孩子竟把我儿子的腿用锤子敲了三十多下，敲得两腿肿得像冬瓜一样粗。
可那时，他们不让你劳动，你就不能劳动。七九年，团里的政委见了我，说，陈云华，你不是想劳动吗？你们连有几头猪快死了，你去喂吧，喂死了就算了，喂活了给你一副下水。
真的吗？政委，你说的可是真话？我很高兴，不相信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当时差点又哭了，我像得了大赦一样，高兴地说，只要能做事，干啥都行，什么不给我都行。我硬是把那几头快死的猪养活了，最后养成了肥猪。当他们要宰杀最后一头猪时，我真舍不得。因为我知道，它一死，我又没活儿干了。但这头猪还是被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猪头，四个猪蹄，一副下水。
儿女成人成材了，我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为新疆做什么事，我很惭愧。
唐纪玉：我们被看做“五类分子”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