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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无论怎么说，我死活也不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也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这么一片戈壁，这戈壁上就这么一些人，无论自己是否与人家同房，但在别人的意识中，我已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这种选择对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还能选择谁呢？
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到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
由于自己的奋斗，我在1953年由战士提为排长。这在当时的女兵中，进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时，我也只是个副指导员。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为这荒原，为新疆这片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军节那天，营长对我说，钟排长，我营机枪连有个排长，也是劳模，你们俩挺合适的，排长配排长，劳模配劳模，应该是一个好姻缘。
我在部队已整整待了两年，知道营长的话绝不是玩笑，就说，多谢营长的关心，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即使要结，彼此也得有个起码的了解。
结了婚再了解也不迟。今天过节，部队休息，营里刚好要主持一次集体婚礼，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你去准备一下，那排长我负责通知。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
营长见我要说什么，于是果断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为你考虑的事情不会错。他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我……我绝望地说出这个字，就说不出后面的话了。我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才在心里喊出，我！不！愿！意——
但我却不得不按时到营部去，这是军队里的规矩，任何人都得服从，当我到营部时，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媳妇时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历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迹，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历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哪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叛逆，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我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夜晚黑得很，陪斗了一天的我觉得脚步发飘，怎么也踩不实。
妈妈，你咋了？在前面带路的儿子问道。
儿子的问，使我更加难过，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妈妈，你哭啥？
我哽咽着说，儿子，妈哭什么，你……你以后……会明白的……
妈，我知道你哭什么，你是担心爸爸病重，你怎么养活我们。你不用担心，再过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可以种地，养活你和弟弟妹妹。你不要哭，哭坏了身体，我们三个孩子怎么办？
听了儿子的话，我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更加伤心。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漠风掠过黑暗中杨树的树梢，“刷刷拉拉”响成一片。这声音把我的哭声衬托出来，被风带着，传得很远。
孩子，你一定要读书，只有有知识的人在以后才能知道妈妈的哭。
“文革”结束之后，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病号，三个孩子，原单位不要，任何单位都不愿要。全家人像一个皮球似的，被人从一个单位踢到另一个单位，从一片绿洲踢到另一片绿洲。面对这种境况，我欲哭无泪。但因为政治上已经平反，我对这种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时已能够蔑视它们。我也相信，只要新疆这块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
我叫王纪南，湖南汨罗人，五一年四月参军前在长沙被服厂工作。到达哈密后，就留在五师四十七团三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也不愧为一个典型的劳作一生的女军垦战士。长年累月的劳动，使我的每个指头都严重变形——在哈密修红星渠时，我和大家一起去天山开山炸石，在打炮眼扶钢钎时，有个手指被砸断了——我的左脚也变形了，背驼得很厉害。其实，艰辛的劳作使我的整个肢体都畸形了。
我们要从天山引水，才能开发二道湖荒原和火石泉荒原。那两条渠叫红星一渠和红星二渠，分别长六十四华里和七十五华里。那两条渠修了两年多时间，水渠修成了，我和许多战士一样，累出了一身病。因为水渠要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为防止渗漏，全部要用石块水泥铺砌。石头在天山上打，全靠人力背运。背石头是重活，由男兵负责，放炮炸石相对轻松一些，就由女兵负责。我的手指就是在那时被砸断的。
哈密的冬天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我们修渠部队开到戈壁滩上，帐篷架起来，就被风掀掉了，没有办法，也只得挖地窝子，垒石头房。大家还写了快板词——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
在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都没见过。如果从口内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一边开矿采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筛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发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响，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