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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个‘研究生’，那时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国学’。但是打工自给的‘蓝领工作’实在太辛苦；想找个‘白领工作’轻松轻松，所以就经友人介绍，到纽约市立各学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师’（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国现代史’来了。
教中国现代史的第一堂课便是‘军阀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从哪一‘系’讲起呢？──最初我讲得结结巴巴，我的学生也被我讲得晕头转向。这宗新媳妇的过程，岂是老师没经验，学生没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见纵迟至今日，一谈到军阀，几个汉学大师不晕头转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辉煌的‘剑桥中国史’便知道了。这部号称最具权威性的钜着，说起军阀来，还不是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确是很复杂。但是当老师的在课堂之中，不管面对的是那一种学生，讲起中国军阀来，只能结结巴巴的蒙混过去，吾不信也。既然吃这行饭，就得讲个清楚。试讲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学习英文文法的办法，把这群最复杂的军人和政客的故事，来‘表解’（diagram）一番。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浅介’的海外教学经验，那两张‘四圆’、‘四方’的图解了。
想不到这两张小图表──一张专讲‘军阀混战’；另一张则讲‘政客乱政’──倒十分管用。讲课时把它们分别向黑板上一挂，然后教鞭所触，不特来自非拉两洲的大一新生，顽石点头，那些早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恶补教师和商场律师们也大为称赏。后来在长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内很多准博士和未来的大使学人，也不禁鼓掌欢迎。因为这两组小图表，原是可简可繁，可浅可深的──其浅也，则一目了然，游鱼可数；其深也，那就卧龙藏蛟，没个潭底了。各阶层学生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也。个人一得之愚的小经验，对海内外的同行师生或不无参考的微效，因不揣浅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译，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抛砖引玉了。
直系曹吴也自成一单元
直系的曹吴当权时期（一九二○──一九二四○）论才干，甚或论道德，曹锟、吴佩孚二人纵以军阀目之，也未必一无可龋曹锟原是个不识字、跑单帮的布贩子，但是他有当领袖的天才。一旦投身军旅便扶摇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贿询成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总统’时，顾维钧博士充当他的国务总理。顾公一辈子见过的和服侍过的‘领袖’，据顾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纪录），应以曹为第一云。顾说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属后来之知名国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颇有涉猎，未暇多赘也。
这儿笔者得加点‘附注’：曹氏作大总统时已略识之无，至少会签名。但在现代教育学的定义上，他仍然是个‘实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识字而不能实用之，如看公文或写信。──那时胡适虽已锋头一时，但是大总统府内公事公办，还得用‘文言’啊！顾维钧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说，他自己会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写公文。宋子文‘划行’，往往只写‘OK’二宇母。‘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论‘道德’，列宁不说过，道德是依附于阶级的。你如属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阶层，那自然言必称孔孟，以‘四书五经’为道德规范。但是你如属于曹锟、张宗昌、韩复渠、杜月笙那一阶级，那你就言必称关岳，你的道德规范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了。──他们都是在各自道德规范之内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蒋介石所提倡的‘旧道德’；毛泽东的‘革命道德’，胡适、蔡元培的‘新道德’，他们各自的‘道德规范’（Moral Code），究在何处呢？鸡零狗碎的，他们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如此者，则是传统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确遵行。不幸我们生于一个现代的‘道德转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还没个标准足资遵循，我们就各说各话，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锟‘贿询，固属不该；那我们国父私受德国政府一百万马克，来搞一国两府，是否也是‘受贿’呢？若说，‘革命无道德，以成功为道德。’岂不天下大乱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而晚年以不愿附敌，或因此为日人所毒害的吴佩孚，试问有几个满口革命者，能望其项背哉？，抚今思昔，写历史的人，因为他们是‘军阀’，就一定要曲笔而书之，吾人有所不为也。
不过话说回头，在直系当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吴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且结成三角联盟，必灭曹吴而后快。曹吴之为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为他们军力最强，同时也是全国围攻的对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划反曹吴的‘北伐’战事，列宁忽派专使马林（Maring）来谒，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联俄’会引起英国疑虑，在长江流域阻扰其‘北伐’也。迨陈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乱上海，对‘联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总之直系当政四年，中国政治是围绕着曹吴打转的。玆将曹吴年代的军国大事，依次编年于后，读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组党（一九二一？七）
二、张段孙三角结盟反曹吴，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三、华北：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一九二二？四）四、华南：陈炯明叛孙，中山不敌去沪（一九二二？四─八）五、孙越宣言，中山联俄容共，胜利返粤（一九二三？一─二）六、曹锟贿选作总统，中山继续北伐（一九二三？十）七、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一）八、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一九二四？十）读者如试阅上列八条条文而默诵之，则曹吴当权四年的中国政坛变化，便可尽收眼底。如打破砂娲，循序前进、由浅及深，则史学岂有涘涯？‘直军全溃、直系下台’之后，我们的第四个框框中的军阀故事，便以奉系的张氏父子为主体了。
军阀大事，分段编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节已言之，民初的‘北洋军阀’，一共只胡闹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这十六年却可整整齐齐的画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个或一系军阀当权。其时间延续大致如下：一、袁氏当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二、皖系段氏当权（一九一六──一九二○）三、直系曹吴当权（一九二○──一九二四）四、奉系张氏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这个整整齐齐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个连续的方框框，来解说一番了。
这一面自上到下，整齐划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样的四个方框框，每框包涵一个阶段的历史。各框之间虽有其因果关系的连续性，但是分割开来，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独立性。这种按时间直叙的写法，在我国传统史学上叫做‘编年体’。不过传统史学中的编年（如诸家‘通鉴’），都是没有选择的把诸事杂輮，按年份编排。读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编年，重行排过，是谓之‘本末体’。──我们这里则合二为一。四年一段，分段编年，而每段纪事，亦自有其本末。
安国军总司令对抗革命军总司令
奉系张作霖、学良父子当权（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一、冯玉祥‘国民军’盘据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二、中山病殁北京，奉军入关胁段、抚直、驱冯（一九二五？三─）三、奉军郭松龄倒戈失败（一九二五？十一─十二）四、国民党汪蒋联合（新）桂系，统一两广（一九二五？三─十一）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驱逐冯玉祥、整合华北（一九二六？四─）六、蒋介石逼汪胡出国，重振江浙帮，誓师北伐（一九二六？五─）七、张作霖吸收直皖残部，扩组‘安国军’，自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十二─）八、革命军宁汉分烈，清党分共（一九二七？三─七）九、张作霖自任中国元首‘陆海军大元帅’（一九二七？六？十八）十、庄冯阎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六）十一、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十二、张学良易帜（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一段；而军阀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国，则尤为最复杂中的最复杂的一段了。笔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汉学权威的老教授，就为‘一九二七年之中国’这一个命题，搞了大半辇子，还并未搞到一个差强人意的圆满结果呢！痪哦吣曛泄鞘裁囱哪Ч砟兀可蕴讣柑醢伞Ｇ铱葱吕暇В菏裁赐钕怠⒅毕怠⒎钕怠⑿戮晒鹣怠⒎胂怠⒀窒怠⒌嵯怠⒃料怠⒋ㄏ档鹊榷蓟估隙凰溃拇υ诖蓝亍５ヒ桓觥鹿鹣怠耐吠罚ū嗾甙矗褐缸髡咚钭谌驶匾渎肌收弑救司托戳怂蜃郑顾闶前氩渴槟亍Ｋ谝痪哦吣晁⑸淖饔茫笾禄箍杉由狭蜃职伞�
再看他们革命党的红蓝两派，简直就无法下手啊！且看红派。它不但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国也搞得人头滚滚啰。托洛茨基谈中国问题，一本小书就谈了六百页，多半谈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他把我们的纽约市立大学，也搞得晕头转向埃纽约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国际的老巢。在一次年会中，我就被他们请去讲‘中国托派史’和‘托史两派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