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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人和汉人究竟也有几百年的交情。非比寻常。他们拿清廷和民国政府的封号和津贴，直如家中子弟之讨学费，给少了，还可以打滚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钱，看老毛子的脸色，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纵在俄国人所策动的分裂运动初起之时，他们的窝里反就闹个不停。反独立、反自治之声也不绝于耳。和今日台湾统独两派之争，也差不多吧。
君不闻，达赖喇嘛最近和曹长青君的对话嘛。曹君问达赖为什么不搞独立。达赖说独立之后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补助了。【近月在香港发行的‘开放杂志’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栏报导。】朋友，这就是中西之别了。我们传统的汉唐帝国主义是一种儒道的死要脸、活受罪的赔本交易；西方帝国主义就是个霸道的、狠毒的经济剥削了。两者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因此俄国人那时在蒙古搞分裂运动，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没太大兴趣；独立自治，对那些住在蒙古包内的、贫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再者，蒙古牧民单纯的皮毛贸易（furtrade）的经济体系，和辽阔的国防自卫，都不是离开中华祖国后，可以独立运作的。数百年来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华‘主流’（mainstream，有心的读者请注意，这是今日美国学术界所通用的时髦名词，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纵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万六千人【见大英百科全书，一九九八年年鉴】，不过是北京、上海、台北市内几条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经济上和国防上，都应属于中华经济圈和防卫圈，没有搞独立的必要（这也是今日达赖喇嘛不搞独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来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统治阶层便主动的上书民国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续论之。
一次我曾以此问题乞教于美国第一号蒙古问题专家的拉铁摩尔说，蒙古独立已经取消了嘛，何以后来又反水呢？拉氏以汉语答我说，‘错在小徐，错在小徐（徐树铮）。’小徐犯了些什么错误呢？到时再慢慢说吧。（拉铁摩尔是个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与我夫妇聊天。他说他夫妇是在库伦结婚的。婚后各骑骆驼一只去作蜜月旅行，从外蒙，穿内蒙、甘萧、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骑到印度，大致度了个‘蜜年’云云，使我们大惊失色。）日军攻占胶州湾，进窥山东以上所述英、俄两强，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乱，割裂中国边疆的故事，那还只算是‘边患’也。日本人其时也乘机入侵，那就是最严重的、生死交关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约时，他两位邻家就秘密说妥，中国革命运动一旦严重到某种程度时，他俩就联合出兵，按两国在满蒙境内所划的秘密分界线，一举占领满蒙。这一占领计画之所以没有实现者，第一是革命时间太短，未搞到两强所期盼的‘严重程度’；第二则是他两位邻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对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给耽误了。可是出兵的机会是继续不断出现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个机会又来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间在欧洲爆发。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开始占领我们的山东，随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底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了。
日本这个后来居上（里白外黄）的香蕉帝国主义，其狠毒，其无耻，实远甚于它的前辈的欧美帝国主义。它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欧战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国政府发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内，德国如不将包括青岛在内的胶州湾，全部转移与日本，日本即将为维护英日同盟之义务而攻占之。说时迟那时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对德宣战，中国虽已宣布中立，日军两万人却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不顾中国强烈抗议，迳循陆路南下进攻青岛。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战争时之旧例，划出潍县车站以东地区为‘德日交战区’，以西为中国中立区，要求日军不得西犯。德人此时虽有意把胶州归还中国，而日本不允。
日军既迫近青岛，不顾中国政府不断的强烈抗议，仍挥军西进，借口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为中德合资，乃一举将胶济路全线占领，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济南车站。不用说把德国雇员拘为俘虏，中国雇员亦全部驱逐，代以日人。同时并将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胶州的中国海关，均全部占领。袁政府虽不断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北京乃诉诸英、美两强，乞求主持正义。当时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馆之间者，则为留美返国的顾维钧博士。顾氏由外交部秘书，提升兼大总统府机要，又兼外交部参事【详见‘顾维钧回忆录’】。此时日本已派有奸细跟踪，剌探其行动。后来甚至公开要求，不许顾某参加有关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据顾氏告我（说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盖顾有亲英美之名，对英美的绝密联络，彼绝不透露丝毫题外之言，所谓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时英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为日人在华的行为所伤的脑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顾英、美两强的合力阻止，日本还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条要求’。他虽言明，排除亲英美的青年顾博士参加密议，最后还是顾某为之泄密，而功败垂成。至于日本这次天大秘密是怎样被揭穿了的，顾维钧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向我说：‘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说过埃’这时我才把这件戏剧性的外交秘密，记入他那不朽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心的读者要打破砂锅，可翻开顾氏自述而细玩之也。今且将二十一条交涉经过约略交代如下：‘二十一条要求’的思想背景简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欧战爆发之后，无不认为是实行他们大陆政策，化中国为印度的‘天赐良机’。我们今日试翻当年日本各界对华的言论，几乎是众口一辞。上至天皇、元老，和军部，下及‘黑龙会’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逻辑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瑕东顾，日本在东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欧战终有结束之一日。到时欧战两方，不论谁胜谁负，都会重返东亚，对中国继续其瓜分和掠夺。因此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就应加以独占，迨大战结束，列强东返时，对日本在中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样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权就前途无限了。这是他们的腹案。
至于在中国造成个怎么样的既成事实呢？日本人却有个很具体的计画。根据这计画打算强迫袁政府与日本订立一个所谓‘国防协约’。按此协约，首先他们就要在‘南满’和‘东内蒙’，取得确定的统治权。然后大量移民，为千百年扩张之计。对中国本部，他们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警政的监护权，化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更具体的则是他们要在中国中南部修其铁路网，并开发那些开不尽的矿产资源。为防制大战后东归的西方列强的回流，他们还要特别要求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岛屿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让与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强。中国如能将福建全省割让与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见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会所秘密拟订的‘黑龙会备忘录’，汉译全文载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国防协约，虽只是黑龙会所拟的方案，它和日本军部所拟的秘密方案，大体上是一致的，不过黑龙会的备忘录，写得更为明确，更有条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条的具体条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发现，而驰名世界的‘田中义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体系，和行文体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当续叙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听计从，他们对老袁还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谓‘引诱条件’和‘威压条件’。前者包括归还青岛，和助袁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或说服他们向老袁投靠。对袁的威压条件，则有文有武，有阳谋，也有阴谋。在调兵遣将，海陆同时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潜返大陆，把中国‘闹成全国一团混乱’，如此则不怕袁之不从也。【见同上，页七七八】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军部，和黑龙会方向一致的侵华蓝图。那时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这些计画书的关键人物，则为外务省的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华语读者可参阅上引‘军阀时代’卷二，页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辑的汉译日档，凡数十篇。现任台北党史会主委老友陈鹏仁教授，和笔者老同学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辑尤多，不胜举也。在拙著计画中的史料篇中，当尽载之。此处从略。】这次国耻期间，发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带一笔。当上述孙、袁蜜月期间，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时，孙中山先生曾密电袁总统，建议暗联日本，抵制帝俄，斯时孙公盖不知有日俄密约之存在也。迨孙、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别致书大隈重信及小池张造，乞日本协助讨袁。并言明在讨袁成功之后，则将来的中国政府，当以满蒙利益相许。其规模盖不在后来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条之下也。此一密件于二战之后，始在日本老档案中发现。史学前辈吴相湘先生爱人以德，为尊者讳，曾指为伪作。然就史论史，实非赝品也。【孙公致大隈函日期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见日档原件）；吴书把致小池函，笔误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别就很大了。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三。】二十一条交涉始末日本的扩张主义者，既有上述的侵华腹案，几经修订，终于整理成五号二十一条，他们就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特约晋见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