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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撑的精神富源。这是他从外部世界洞见并摄入到内心的生活真实，一种
在常人的眼光看来极为奇异的真实，向世人提示或表达他的慧眼所独见的这
种真实，成为他避免内心“撕裂”、获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也是他
的“巨大幸福”之所在。这一愿望，决定了卡夫卡的作家的命运。但与其说
卡夫卡想要作家这个头衔，毋宁说他要的是写作这一可能。在这里，卡夫卡
的个人愿望客观上与时代的文学使命融为一体了。
十九世纪中叶和后叶，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
意识形态受到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全面和彻
底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揭承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严重动
摇了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西文知识界的一些敏
感人士从另一个方向也察觉到传统价值偶像的倒塌，他们甚至认为几千年来
人类所建立起来的文明都是虚假的。尼采率先喊出了“上帝死了！”的惊人
呼声，并提出“一切价值重估”的主张。但这样的卓见，当时不是很多人都
有的，卡夫卡则是少数较早领悟到尼采思想的一个。他所看到的那个“奇异”
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了“上帝”的世界，一个超越了基督教善恶观念的世界。
但无论尼采还是卡夫卡，他们都不知道用什么去填补“上帝死后”留下的价
值观念的真空，尼采只相信少数人的“强力意志”，用以抗衡世界的沉沦。
卡夫卡也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用一种内在的“不可摧毁的东西”来顶住“上
帝死后”的可怖现实。
那么卡夫卡这“不可摧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解放”的他那
个庞大的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就是他以内心“好斗”姿态去对付那扭曲人
性的生存环境的不妥协精神。你看，他为此目的简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苦行
① 见笔者与黎奇合译的《卡夫卡书信日记选》120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1。
主义者；他最大限度地约束外出旅游和社交活动；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
了不陷入小家庭的“有限世界”，从而妨碍写作，他最后不得不把结婚的念
头彻底放弃；他原来有个健康的身体，但业余时间的高度利用和因此而造成
的长期失眠，他“让自己的健康给毁了”，结果只以 41 岁的天年而辞世！他
悔恨吗？不！与其为了活着而停止写作，宁可放弃“一个健康而有用的男子
的生之欢乐”。他的这一切牺牲，都不是为了要获得一顶“作家”的桂冠。
否则，他每发表一篇作品，也就用不着都要经过友人勃罗德的“强求硬讨”
了。对他来说，写作，首先是一种研究生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的手
段。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他对自己的作品很少满意过，不仅三部长篇小说
均未写完，甚至晚年想把他所有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莫非是他那“洞
察圣灵的能力”（斯宾德语）与他的艺术表现手段之间的矛盾形成永远解不
开的死结？我们可以从许多迹象去追索他的这一毁稿奇念的内心秘密，特别
是他晚年写的那两篇自况性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
耗子民族》更能让人听到他心声的回响。如果我们没有忽略卡夫卡自己宣称
的他的作品都是他自己的“象形文字”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晚
年的这两篇小说，尤其是他死前的最后那篇《女歌手约瑟芬》中的许多描写，
都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两位主人公那种对艺术舍死忘生的追求，以
及为保持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艺术宗旨的一贯性，“既不假充高尚，也不迎
合低级趣味”的态度，与卡夫卡那种“不可摧毁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
这里，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又是它的殉
难者。
至于卡夫卡的孤独处境，这是必然的。二十世纪的前半期，是个各种矛
盾互相交织、危机四伏的时代。但是，一种时代危机的最先征光，就像“上
帝死了”的最初信息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及时探悉到的。当卡夫卡在“上
帝死了”的启示下，大着胆子去掀开人类几千年文明的厚幔，用他那“洞祭
圣灵”的“第三只眼”看到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时，他恐惧地惊叫着、
报道着，然而众人却依旧安然鼾睡，他的喊叫只能是“空谷足音”了，就像
当年鲁迅借用爱罗先珂的活慨叹“沙漠似的寂寞”那样。由于卡夫卡缺乏历
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虽然同情劳动群众，却看不到他们正在觉醒。于是，他
在超验的领域思考得越深，就发现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的距离越大，从
而越陷入悖论的逻辑圈而难以自拔，感到“写东西越来越恐惧”，“每句话
在精灵们的手中一转——就变成矛，反过来对着说话的人”。对于那些不具
备科学世界观的西文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时期还是“上帝死后”留下的真空
时期。传统理性的覆盖层裂缝了，他们洞见了异常现象即所谓人类自下而上
了的“异化”处境，于是惊异、恐惧、惶惑，但不能解释它的奥秘。西方世
界的这一时代特点决定了卡夫卡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命运：揭示
现象，而不能解释它，或者说只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问题。只是卡夫卡是
以“不可摧毁的”不屈服态度来对待这令他惊讶和痛苦的“异化”现实的，
因而他的存在更带悲剧性，容易令人想到古代神话中的西绪弗斯的形象。实
际上，卡夫卡既是现代西方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又是“异化”现实
的牺牲者。
是的，他的“揭示”导致了他的“牺牲”，然而正由于他以坚韧不拔的
“不可摧毁的”牺牲精神坚持了“揭示”，就使他的“揭示”更加入木三分，
震撼人心。卡夫卡所揭示的主题也正是二十世纪的西方人所普遍关切的问
题；他通过奇特的形象语言来传递的令人战栗的危机信息，与西方哲学家们
用逻辑语言所表达的忧虑是合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的作品不啻是
一声凄厉的呐喊，这呐喊正如他的《地洞》末尾所描写的那样，是宣告危险
临近的警钟，又是标志人类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信号；这呐喊不只是卡夫
卡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固此它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弱变强，由近及远，
跨疆越界，在各处震荡着，即使是不同世界观的人听了也不能无动于衷，因
为卡夫卡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作为公司
雇员，他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啊！何况即使无产阶级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并
不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痕迹”一下就会消失的，在这些地方，卡夫卡
的声音未必没有震聋发聩作用。
二十世纪是欧洲人的审美意识发生质的飞跃的世纪，从“表现论”出发
的“非亚理士多德美学”逐渐占了上风。在西方小说创作领域，卡夫卡是这
种新的审美信息的较早的探悉者和执著的而且是成功的传达者，然而，作为
“开风气之先”者，在这种新的审美意识普遍觉醒之前，在这种审美方式成
为普遍的风尚之前，他肯定要经历一段孤独时期的。卡夫卡是这样，爱尔兰
的意识流大师乔埃斯也是这样。这方面的知音并不是绝对没有，他的终身挚
友马克思·勃罗德便是一个，他早在 1916 年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
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只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呼吁当时还激不起
明显反响。但是，属于时代的东西迟早是会受到时代的接纳的。30 年代，超
现实主义者就把卡夫卡视为同仁，可惜这时卡夫卡早已逝世了。不过这时候，
卡夫卡的幽灵带着勃罗德为他编纂的 6 卷选集开始他的征途了。无奈“时运
不佳”，法西斯专政的德国，现代派作品同左派作品一样是被禁的。这时候
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重新抬头的时侯。幸亏他作品中所隐含的时代意识——
危机感和现代的审美信息即荒诞感是不认国界的，它们很快不胫而走，它们
被装在流亡作家和学者的大脑里带到了美国以及西欧其他诸国，引起普遍注
意。二次大战后，经历了又一场噩梦的欧洲人，对卡夫卡作品中那种似梦非
梦的“魔影”发生了更大的共鸣，认为人们在第二次大难中所经历的种种非
人的事情，卡夫卡早已“着了先鞭”。随着 1949——1950 年勃罗得新编九卷
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那里竟相涌现
的各种主要文艺流派如法国的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美国的黑
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
西方的卡夫卡研究也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现在我们看到了：卡夫卡这个生活单调、经历平凡、表面上看毫无英雄
气概、完全属于防守型的男子，他的内心具有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内发力、
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它就像高度浓缩的“精神原子弹”，释放出的能
量卷起那样持久的、世界性的狂飚，成为本世纪世界文坛上最动人的传奇性
事件之一。在参与改变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面貌人们中，卡夫卡是其中最坚
实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出现，开了一个时代的新风！这样我们有关“英雄”
的观念恐怕也要修正一下了：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无疑是英雄，那
种英勇善战的、足智多谋的、有能力夺取各种金牌的人也显然是英雄，但像
卡夫卡那样，把外部的一切能量都向内集中，凝聚成内在的那个“不可摧毁
的东西”，使之经过折射发出更耀眼的强光，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
难道不也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