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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完信之后，很快地站了起来，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走到了窗子前面。”
“后来呢？”
“我说：‘出了什么事吗？’他说：‘玛丽的未婚夫决定今天进城来，要见我们。’我说：‘哦，那我们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一定要见见安士伟先生，招待他吃晚饭。他从窗口转过身来说：‘乖乖地照我关照你的话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计划到那里去。’”
“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无礼，这在他来说可是很危险的意思。”
“原来如此。后来怎么样了？”
“呃，我说：‘可是你一定要请他吃顿晚饭的吧？’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会请他来吃晚饭，或是请他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律师缓缓地往后靠在长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头看了一下。
“现在，乔丹小姐，据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你正好经过门口的小客厅外面吧？”
“是的。”
“而你听到胡弥先生在小客厅里打电话？”
“是的。”
“你有没有往那个房间里看看？”
“我的确看了一眼。他正坐在两扇窗子中间的那张小桌子前面，也就是放电话的地方，背对着我。”
“你能不能尽量准确地再说一遍你听到他所说的话？”
证人平静地歪着头。“他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安士伟先生……”
“你能发誓的确是这几个字吗？‘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
“可以。”
“请继续。”
“‘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
法官把他小小的眼睛转向律师，用他一贯不慌不忙的声音说道：
“劳顿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证明在电话那头说话的人就是嫌犯？”
“庭上，只要您准许，我们会再传一位证人，他在大厅那头的分机上听到了谈话的双方；而且，我想他会愿意作证说那究竟是不是被告的声音在说话。”
由律师席的左侧响起了很大的清嗓子的声音。听来很邪恶而且充满了挑战的意味。H。M。站了起来，用两手的指关节顶在桌子上。不知为什么，他的假发后面直翘起来，像条猪尾巴。他的声音是我们在这里听到他首次发出人声。
“庭上，”H。M。以低沉而响亮的声音说道，“如果这样可以节省法庭审理的时间，我们愿意承认正是被告接听的电话，事实上，我们还要坚持这一点。”
他鞠躬之后，在法庭上充满不明所以的奇怪感觉中，一屁股坐了下去。在强装有礼之下，律师们之间觉得很有意思的感觉传到了劳顿先生严肃的鞠躬为礼之中。
“你可以继续问话了，劳顿先生，”法官说道。
律师转向证人。“你刚才告诉我们，死者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和我女儿有关的问题解决一下。’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好，我很感激。’然后他停下来等着，你知道，好像对方在这时候说了些话。‘可是这不是讨论这件事的地方，你能不能到我家里来一趟？’然后是，‘今晚六点方便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如何？”
“非常冷淡而正式。”
“后来呢？”
“他轻轻地挂上听筒，对着电话看了一阵子，然后他说：‘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东西。’”
一阵停顿。
“他用什么语气说这几句话呢？”
“和先前说话的语气一样，只不过更满意了些。”
“你认为他是在自言自语：也就是说，把心里想着的话说了出来吗？”
“是的。”
她像绝大多数的证人一样，在叙述经过或引用实际说过的话时，显得防卫性很强，似乎觉得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会给挑出来而用来攻击她。在那顶帽檐尖得像顶鸭舌帽的黑色帽子阴影下，她那张美貌不再的面孔和流行的眼镜似乎在退缩，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完全依赖男人的女人的话，那就非艾蜜莉亚·乔丹莫属了。她有着很独特的甜美声音，让即使像“该死的”这种还算温和的粗口听来都很不协调。
“你听到这话之后怎么样了？”
“我很快地走开，”她迟疑了一下，“我非常的——哎，我对这样突然的改变感到非常震惊，还有他说到安士伟先生时的神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
“谢谢你，”律师回应道，“‘考虑刭我所听说的事情。’”劳顿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沉吟，却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你觉得胡弥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不利被告的话，才使他的心意有那么大的改变呢？”
法官好像脸上的肌肉都一动也不动地开口说道：
“劳顿先生，我不允许你这种做法，检方已经声明在这个案子里不提出确切原因，所以你也不准暗示什么。”
“请庭上原谅，”对方很诚心地表示羞愧，态度立刻转变，“我向庭上保证那绝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问一下吧。乔丹小姐：你认为胡弥先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吗？”
“不会，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什么都要讲理吗？”
“是的。”
“要是（我们这样说吧）他在星期一认为张三是个很聪明的人，大概不会在星期二却认为他是个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声音让法庭里一片沉寂。
“劳顿先生，我必须坚持要求你不准再诱导证人。”
律师很羞愧地喃喃说道：“遵您的指示，”然后继续问道，“现在，乔丹小姐，让我们回到一月四号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点钟，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栋房子里？”
“有胡弥先生，还有戴尔和我。”
“还有其他人住在那里吗？”
“有的，胡弥大夫和一名厨子，一个女佣。可是厨子和女佣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六点十五分左右到圣普瑞德医院去接胡弥大夫，因为我们准备从那里直接开车到索塞克斯——”
“不错，乔丹小姐，”律师插嘴说道，抚平了她的紧张情绪，“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楼上，收拾行李。胡弥大夫问过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个箱子，因为他没有时间从医院回来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们很了解。我相信大约六点十分的时候，你听见门铃响吧？”
“是的。”
“你怎么样呢？”
“我跑到楼梯那边，从栏杆望下去。”
“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进门来？”
“看到了，我，我从栏杆下方看到的，”证人说着脸红了起来，她紧接着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长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当时的状况？”
“戴尔开了门，那——那边的那个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进来，他说他叫安士伟，说胡弥先生正在等他来。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尔说要帮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说他宁愿把大衣穿着。”
“他情愿穿着大衣，”律师慢慢地说，“那他的态度如何呢？”
“他的话说得很生气。”
“然后呢？”
“戴尔带着他穿过门厅，转进通往书房的小走廊里。他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他们进了书房，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楼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只要告诉我们你做了些什么就好了，乔丹小姐；那样就够了。让我们再往前到离六点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楼去。戴尔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车厂把车子开过来，停在门口。我原以为他会来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楼之后，却什么人也没看到。我走到书房门口，想问问胡弥先生在我动身之前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带去，或是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他没有什么‘最后的话’，乔丹小姐，”劳顿先生摆出一副毫不客气的冷酷态度说道，“你怎么样了呢？”
“我正打算敲门，却听见门后面有人说：‘起来，你该死的。’”这几个字又很不协调地由她嘴里吐了出来。她说来颇为尴尬，就像一般人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时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我想他还说：‘从地上爬起来，说话！”’
“声音很大吗？”
“相当的大。”
“是嫌犯的声音吗？”
“现在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当时我听不出来。我联想到那天早上我听到胡弥先生所说的话——”
“你有没有试着开门？”
“试了，试了一下。”
“门是从里面闩住的吗？”
“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从里面闩住的。反正是锁住了。”
“然后呢？”
“就在这时候，戴尔戴着帽子，穿着大衣，由那头转进小走廊里来。我跑到他面前说：‘他们在打架，他们彼此要杀对方。快去拦阻他们。’他说：‘我去找警察来。’我说：‘你是个胆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来明先生找来。”’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说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不好，最好还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来明先生吗？”
“是的，他正好从他家门口的阶梯上走下来。”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里吗？”
“是的，我们看到戴尔手里拿了根拨火棍，从大厅那边过来，傅来明先生说：‘出了什么事？’戴尔说：‘里面好安静。’”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书房门口，是吧？”
“是的，戴尔敲了敲门。然后傅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