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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热流。十多年海外生活的坎坷就像电影一样，每一幕都刻着无数痛苦的回忆。然而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回忆里那些具体经历的本身，而是那段痛苦却是小汤人生寒冬的序曲。五年前因为所在的公司遭遇经济官司，小汤也因此被连累而被误判入狱，在东南亚热带雨林度过了五年的苦役生活。一切苦难此时本该结束了，小汤的身体已经回到了故国温暖的土地，小汤的心已经贴到了自己孤独而年迈的父亲。看着已经发了黄的母亲遗像，小汤愧疚万分。他所能做的便是在这片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上重新来过，他要用自己百倍的努力为父亲营造一个富足的晚年。
第二部分HIV检测阳性确诊身患艾滋（图）
事与愿违，回家不到一个月小汤便病倒了。头脑反应开始特别迟钝，长期发烧，体温一天都在38度、39度之间浮动，而且伴有非常严重的咳嗽。一两个礼拜的检查始终毫无结果，几家医院也都没能告诉小汤病因。最后他的一个做医生的朋友，给小汤开出化验单，就验三项，一个是结核，一个是梅毒，一个是HIV。 小汤：当时的我对艾滋病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完全不了解。只知道血液、性行为都有可能传播，但是到底有多大的机遇和危险性，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完全一无所知，不会想也不愿去想我会真的被艾滋病抓住。 通往抽血室的走廊又窄又长，仿佛总走不到头。化验上是一列列名目，小汤突然看到了HIV这一项，他的思维有一个停顿，因为小汤知道这一项化验的是什么。抽完血到出化验结果需要48小时。那段时间，小汤一直在想着HIV，不想吃饭，整夜失眠。 小汤：验血后的第二天的早上，医院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能带500块钱过来，再来补交一次钱，说我的免疫力方面有些问题。拿着钱怀着对HIV的恐惧，我到了医院。一走进化验室的门，我发现，聚在一块、比较靠近门的桌子上的那些工作人员突然间都散开了。当我拿着单子走进去以后，没有一个人问我来干什么，他们知道我那个时候会来，也知道我是什么原因来的。然后一个中年的女医生从里面走出来跟我说，你的结核和梅毒都没有问题，都是阴性的，但是HIV抗体检测，我们怀疑有问题，需要做一个确诊实验。 我从医院走出来以后，刚好走在珠江边上，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天都是阴沉沉的，走在路上总在想能不能活下去。那天回到家在楼下的新华书店里面，找了一本讲艾滋病的书，对照发病的症状，书上描述的跟我当时的症状一模一样。虽然还没拿到确诊的结果，但我知道我完了。我开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底该怎么样去死。 小汤不能告诉家人。他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地远离这个世界。没有胃口，足不出户，不和任何人联系。小汤拼命地抽烟，止不住地咳嗽，躺在床上整夜失眠。不是睡觉，仅仅是深深地体会着死亡随时降临的无助与恐惧。 三天之后，小汤的HIV抗体的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
第二部分等死还是治疗——绝望的选择（图）
小汤：我当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该怎么样生活，我的家人怎么办，会不会传染给他们，我的病有没有办法抢救或者治疗。市防疫站医生的回答是检测加药费一个月（需要）一万块，吃一辈子。我只有等死！ 对于致病原因，一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确定。因为我曾经在一些医疗条件非常差的地区生活过和工作过，也接受过不少治疗，甚至手术都做过，比如森林里受过意外，当时就发生了疝气，要去做手术，就在乡村医院里面，医疗条件非常差，而且涉及到输血。当然，也有性生活各方面的原因，都不能排除在外。 10月，小汤开始消瘦，胃口极差，很容易疲劳，咳嗽日夜不停，浑身皮肤奇痒难当，满身的斑点。 到了11月中旬，小汤开始不停地发烧，每天只能喝一点汤，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了。他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日子快要到来，开始酝酿着离家的计划。 小汤的床就在窗户边上，但他连抬头看一下的欲望都没有，小汤只是看着地图册，只是想怎么样在能够走动的时候离开家，去到一个有山有水，有花有树，空气清新，宁静得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去过一段日子，然后再结束自己的生命。 面对父亲，只有无尽的忏悔！ 陈晓楠：父亲是小汤唯一的亲人。在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一人在家，等了多年，终于等回了自己的儿子。但是也就在那之后不久，他知道这一回儿子注定要不光彩地离去。其实在小汤的印象里，父亲是个很威严的人，情感内敛，从不外露，甚至他说，以前父子两个人很少说话，但在他的记忆里，还是有很多温暖的片断。 小汤回家的那天，父亲老泪纵横地说：“终于回来了，这就好了。”看到父亲时，小汤觉得他老了许多。这么多年，自己没有帮助过他，没有安慰过他，反而让他孤零零地生活了这么久。现在回来了，却又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小汤不忍心将病情告诉他。 小汤：当时我父亲一再追问。心情压抑太久，当我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之时，我最后绝望地告诉父亲：我得了艾滋病。 父亲面无表情，但小汤可以想象他心里面有多失望，有多惊讶，大概过了几分钟，他说真的没有药，小汤说有，但是太贵了，自己吃不起，他问有多贵，小汤又重复了一遍，一个月1万块，而且要终身服用。当时，父亲沉默了，也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父亲并未问起小汤得病的原因。
第二部分佑安医院——烛火开始燃起（1）…（图）
2000年底，小汤持续低烧不退，经常陷入半昏迷中。父亲的话更少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地查找各种治疗艾滋病的信息。12月1日是艾滋病日，老父亲从电视里看到对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主任的专访。 小汤：当时九十点的样子，我父亲突然跑到我房间跟我说，出来看电视。我说什么电视，他说是讲治艾滋病的，我就走出去。当时我的心很沉闷，可能我父亲比我还要乐观，然后我也在想，说不定是一个机会。其实当时我也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因为我想要（寻）死（已）想得太久了。我想，大不了我就跑到医院里面去死。我当时想，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到医院去死，医院里头死了没人知道。死得好看一点，就不要让家里人再难看，面子上过不去。我对死亡的恐惧已经不是那么令人喘不过气，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是最痛苦的，睡着的时候却是最舒服的。 尽管只有一线希望，一辈子节衣缩食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的储蓄，让小汤到北京接受治疗。最早提醒小汤做检查的那位医生朋友，在得知小汤病情后，足足沉默了三个星期。在小汤出发前的当晚，突然接到这个朋友打来的电话。 小汤：他把我约到一个咖啡馆里面，跟我一块吃了一顿晚餐，那时候的感觉好像是在告别。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也谈了很多，从我们中学时代一直谈到现在。我记得走出那个西餐厅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了，他突然间说，你明天走，我们去找个地方照张相。我说是不是生离死别，以后就拿这张照片留念？他说算了，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然后就塞给我一个信封说，这个你路上拿去用吧，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然后就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走，他塞给我的信封里面装的是1000块人民币。那天晚上，我总觉得天空特别宽阔，好像空气特别新鲜了，周围的马路的噪音也不是那么吵闹，反而觉得很舒服。 小汤提着一个不足10公斤的行李来到了北京佑安医院。下了公交车走到医院门口，小汤的精神已经疲惫不堪了，手里的行李越来越沉重，还不敢问人家艾滋病科在哪儿，因为那种既恐惧又鄙夷的眼神他见得太多了。 小汤：第三天，当我终于住进感染科的时候，我进了房间，躺下以后就不动了，所有的事情，包括填表，都是护士把表拿到床边，她问我答。甚至连交住院的押金也是他们代我交的。这里就是我的终点，我完全不愿意再多走一步。
第二部分佑安医院——烛火开始燃起（2）…（图）
陈晓楠：在我和小汤面对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我们的观众看不到他的脸，看不到他的表情。小汤不仅语言很生动，其实他的表情也非常让人触动，在他的眼神里，我肯定是看到了真实的痛苦，也分明看到了真实的感动。小汤说，其实当时他丝毫都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在佑安医院发生逆转，从他进入传染病科的那一刻起，他就从自己营造的那个地狱当中慢慢地回到了凡间。 住进医院，小汤用的是假名字，小汤并不希望求生，却希望在这个医院里面默默死去。然而，住进去没多久，小汤的想法就变了。 小汤：记得有一次，我在输液的时候，有个护士给我一拔针，结果血刺出来，很厉害，她用棉球按住，她的手没有戴手套，因为血（流得）太多，一下子渗过棉球，可以看到，直接沾到她的手上。我马上用另外一只手去按，我说你放手，她说不着急，我的手上没伤口。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她说不要紧，我的手没伤口，你贫血，再流这点血的话，对你可就问题大了。当时听完这番话，整个人的感觉是暖暖的。事后，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自己又流下了眼泪。他们一天天一点一滴的照顾，让我对生命重新有了渴望。 小汤住院几个月后，中药治疗已经不起作用了，准备实行鸡尾酒疗法，而在此之前，父亲已经好久没有联系小汤了。徐莲芝教授给父亲去了信，希望他能够继续帮小汤。老父亲打来电话，并且寄来了药费。 电话里听着父亲苍老的声音，亲情源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