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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Yuan 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书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剌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前四七六），周天子之下有二○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达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千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al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镕炉」（Meltin Pot）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s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拚」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拚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拚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