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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干将，也轮不到他充当开路先锋。说他什么也不管是事实，说他什么都管也是事实，在管与不管之间他很有分寸，他只是管他认为该管的事。
重大的会议、决策少不了他，他在会上只会哈、哈、哈；重大的人事任免事项少不了他，虽然他在大多情况下不过唯唯诺诺，是不是唯才是举那当然也要看大家的看法，但只要是让他看着不顺眼的人，他当然也会冷不丁地提出他的“合理化建议”和“不同看法”，既便不被采纳，也不能不对他的乌里哇啦引起哪怕象征性的“足够重视”，否则可就别怪他拍桌子瞪眼睛啦。这还都属于小事一桩，关键的是遇到与经济物质相关的事，他必须按照曾经与游东方白纸黑字的“契约”上明明白白写着的字据，而且还要拉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只要是他能拉起的圈子里的同仁与游东方据理力争，这在他看来既是践行民主管理，也是在针对革命营垒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的义不容辞举措，更涉及到他作为元老是否在关键时刻坚守住了真理的底线的原则问题。游东方对他诸如此类的举动采取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在慢慢的见怪不怪中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更有甚者还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加以纵容他老搭档的老资格，使他愈发地自我陶醉在愈老愈感觉活力四射、愈老愈激情洋溢的远不是较好、良好、很好甚至于美好的感觉所能企及的沾沾自喜中，这无疑更加助长了他放任激情任性的品行，朝着愈来愈远离他原本还在曾几何时保持过的点滴谦逊。至于他的结局，似乎也合乎盈则亏、《山泽损》、或“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昭示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企业家社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与季善扬扯不上关系但却无法摆脱干系，这是因为他只凭借一个“开元老字号”，既决定了他与游东方的“微妙关系”，也注定了他在企业家周刊社的地位身份和名副其实的权力。为了从大局出发，游东方对外既要给予他必要的尊重，在关键问题上对他又不得不采取尊重、摆设、或介乎基本的摆设乃至放着不用的态度。如果不给予他以充分的尊重，无论是对新老员工还是对外人既不好看，也会让别人说他缺少肚量或不能容人，如果不拿他当摆设而重用他，只要是你一旦重用他了，在你眼未到思未及的空当，他就说不定给你撩惹来令你意想不到甚至瞠目结舌的麻烦。这不能不说是游东方对他的不是办法的办法，既便如此，他也还是总能找一些这样那样的麻烦。
另外，他还有一个堪称一般人无法替代的优点是，他轻易不会背叛游东方，这也是季善扬一直恪守的原则。因为他心知肚明，作为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本来当初是处于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境地，如果不是因为追随了游东方也难有他的“俏夕阳”，仕途多舛的季善扬饮水思源的起码良知和做人的底线还是轻易不会突破的，这对游东方来说也是他谢天谢地的造化。
一来二去，在企业家社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现象，不涉及利益分配的事，季善扬不出面，哪怕是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只要没有涉及到他的个人利益或是没有损害他个人利益的迹象，什么问题都好办，而且他基本上是完全能够与游东方保持一致，但只要是一旦涉及到集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甚至出现冲突的时候，只要是季善扬不出现，什么问题都好办，至少在针对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需要达成基本共识的时候，经过会议讨论，在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的气氛下，哪怕是为了集体利益而必须舍弃个人利益，大家的意见也很容易趋于一致，难题也会很快就迎刃而解，但只要是季善扬一出现，就会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对此，游东方甚至不得不对他怀揣某种莫明的“恐惧感”。游东方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这个人太要面子，凭借他的能力、为人处事，真知灼见，虽然他在这个团队里有一言九鼎的威慑力，但正因为他要面子，也就免不了在涉及个人利益的分配问题上，而在季善扬的“契约”面前无能为力，那情景近乎《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站在夏洛克面前似的。
虽然那看似一种十分尴尬的场景，但任何一个团队，或明或暗似乎都有近似的看似不按常规出牌甚至更违反用人常理的人人事事，因因果果，这似乎也是基于不管任何一个群体无不都是由形色不一，品质参差不齐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一最难考证与辨别的生物体构成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创业之初就走到一起来的，而且是经过朋友推荐的，这也是基于游东方的待人人品所决定的。我们似乎说过，只要是曾经与他有过开疆拓土之功，而又不是主动离他而去的人，他都会像对待手中兄弟姐妹一样，这就促使季善扬在他提供的这块得以实现自我人生剩余价值的土壤里，在充足阳光和充沛水分的滋润下得以强筋壮骨，但因为他的发展进步不是以代表着众人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甚至与众人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就难免在无形中使自己的个人欲望不断膨胀，个人欲望愈膨胀就愈使自己的行为操守脱离作为正常人理该遵循的正确轨道，虽然看似一天天地使自己成长健壮起来，其实质上只能是使自己尤其是精神素养和道德操守无不处于一种非人所愿的“亚健康”状态，值得庆幸的是，纵使一直趋向“亚健康”状态成长，却始终没有具备蓬蒿盖过禾苗，杂草与大树试比高的意志品质和反客为主的足够能量。
虽然是每当季善扬一出现，就会在有形无形中给游东方的思路添乱子，而这似乎也是他非其所愿，只能说是他个性始然和思路与众不同所致。据你推测，他是属于那种在生理机能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障碍之后，随之而伴随他的精神和心理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非他所愿的障碍，这无疑是一种病态人格的让具有健康人格的人说不清道不明的表现，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这种人的心理健康出现的某种病态反映，而表现在他为人处事上呈现与众不同的非常规表现，而把问题完全归咎于他的人品，并没有注意到，大凡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大都会不由自主地患有从性心理疾病而导致的人格障碍性疾病，这无疑更加加重了人们对于季善扬良好一面的误读。这不仅要使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季善扬虽然并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但也不能排除他是属于患有某种人类不健康疾病的人。正像许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往往并不一定在精神病院里一样，因为许多的精神病患有者往往充斥于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上，甚至还能“行之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而终其一生都没有被人发现，也正如许多的所谓心理医生或许多在对于心理障碍性疾病问题上造诣颇深的专家、准专家，往往就是患有不同程度此类疾病的人，诚如给无数人的精神带来积极的感召与向上启迪的一代心理学宗师弗罗伊德一旦“精神病”发作谁也治不了他一样，季善扬表现在公共关系形象上虽说是一位相当称职的领导者，但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生前的季善扬给人的感觉既便不说是光彩照人也称得上是冠冕堂皇，虽然他缺少与他的身份相适应的足够名堂，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名堂，至少他不会给人以没有名堂的感觉，因为他或多或少总是在像模像样地干着一些有名堂的事情，只是因为自己的表里不一，更加加剧了他竟是干出一些非己所愿和有违自己行为操守的没名堂的事情来，让人恨之不得爱之无名，无不呈现令人啼笑皆非的说西洋派不是西洋派，说东方派又缺少东方派的基本风格和道德水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还真的以为他每天都是从事着无愧于时代的伟大造化，和肩负着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似的。因为背靠大树好乘凉，正如许多本来如果没有英雄的伟业壮举他自己便只能是一个永远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甚至市井混混的人，就算是他能够在英雄的身边充当一个处处干着有违英雄行径的事情，而却依然觉得自己每往背离英雄主义行为的路上后退一步，无不都是干着仿佛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叫他如此这般，时代的使命感叫他这般如此，而他所有的倒行逆施都是英雄的行为的必要体现，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代表着英雄主义的基本精神一样。我们并不能说只有季善扬才是这样的人，许多的人无不与季善扬或类季善扬者有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的派头。
实际生活中有没有像季善扬这样的人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笔者是否能够通过象征的笔法为读者塑造一个既令你感同身受得犹如身临其境，又入木三分而活灵活现地充满不尽文学色彩之奥妙的季善扬。虽然你力求透过众多人物试图还原出一个活托托的人物，或是找到他们的结合点或切入点，使他成为你笔下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超越现实生活的众多人物的结合体。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那些沉醉于慷慨激昂主旋律阅读中的读者，平添一缕用来缓解他们被时代的伟大脉搏激动得过于紧张的情绪，使他们从中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方式，而在紧张的阅读中充分地放松开来。从而也算是赋予他们一抹提升文学素养或提高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雅俗共赏的异样情趣，不管是欣喜与忧伤，苦闷与想往，阴郁与凄婉，乃至与彷徨相伴随的精神，在经过沉沦之后，由消极之境飞跃别有洞天的转换，进而达到给人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启迪。要做到这些，无不需要通过象征的笔法，在创作中充分运用好上升与下降的笔触，引领读者去感悟去违反常规地延伸思考与换位思想。从感受人生苦难，上升到对文学创作境界中的某种别出心裁的文学描写，和个中必不可少的文学载体的渲染或文学色彩和人生苦难的互动与共鸣。因为文学不但是高于生活本身的创作，更是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