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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完全彻底不折不扣秉承不变尽忠职守地捍卫尤总的战略方针，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地执行他的行动布置，至于此番举动从小意义上来说，无非是为了兄弟们挣点外块，省得花起钱来总是捉襟见肘。从大方向上来说嘛，这就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之，都是为了从杂志社的百年大计、长治久安的全局利益出发。一句话，我约两位，就是要搞一个大动作，让游东方看一看我老季不但只会帮他摇旗呐喊，我也是能够替他独挡一面的。”
话以至此，季善扬便将他的打算，和天时地利人和等前因后果分析一遍，并且当着两位的面，立刻给北京，也就是他所说的上方有关领导人的秘书打了电话……
两位被季善扬拉去喝血酒的同仁发现，果然有这样天上掉下来的准字号的头等美事，当然是喜不自胜。在端起酒杯的那一刻，近乎是异口同声道：
“对，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
“既然博大的宇宙之间除了太阳系和银河系，就应该还有更多独立的星球同样运转才构成宇宙之所以为宇宙。”
“来，我敬季总一杯。”
“我也敬季总一杯。”
“对，如果把《企业家》比作是一个宇宙的话，我们就是围绕在她周围的一个个小星体，这既符合客观规律也更能充分体现个人的自身创造价值。”
季善扬说：“咱们可要先把方针明确了，我把这件事的出发点说清楚，咱们这可不是拉山头，搞宗派呀，而是为了向尤总证明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于你们两个怀揣杂志国激情，埋藏青春梦想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你们的青春价值。当然了，主要还是仰仗两位帮衬我一把，将来我是决对不会亏待两位对老夫的错爱的。”
这顿饭季善扬还是主动地埋单了。店老板简直像是恭敬八辈子祖宗似的直至恭送三位客人离去。随即问大厨道：“兄弟，今个是怎么回事嘛？”
大厨十分委屈道：“我拿着乌龟问季总是不是需要放血？他就和我急了。”店老板因为给客人打了八五折扣，也算是如数埋单，这一桌还算收入不错，心里不免还是有些高兴。对大厨笑颜以待道：“兄弟！以后再遇到诸如此类的客人，说话还是要讲究点？都是些文屁眼，不像咱们这些粗人，挑字眼挑换了。”
大厨道：“谁说话也不能照本宣科嘛。”
老板道：“可不是嘛，谁说话也不能都他娘地照着书本念呀，文屁眼就是都讲究个咬文嚼字，你今天的话虽然确实没有毛病，但也还是有点欠妥就是了。”
大厨道：“一般的情况下我也不用上前台嘛，还不是乌龟需要放血？算我倒霉就是了。”
老板道：“这种人就该我去对付他，不是你的错，责任在我。这个季总咱们可惹不起，那可是企业家周刊社的头面人物，一把抓呀。”
大厨道：“再遇到这种龟儿子我才不出面呢。”
与季善扬一同喝了血酒的两位同仁也是杂志社这个复杂群体中的一员，既然是这样大的一个群体，就不可能不出现人与人之间或明或暗的矛盾甚至冲突，众多的文人之间的文人相轻的种种不易看得见的表现，也无不是表现在无形之间，恰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般。各种各样的复杂观念交织在一起；智慧的高低，层次的参差不齐，都免不了在智慧与非智慧，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有的表现得张扬一些，有些表现得婉约一些，而游东方创造的立志于杂志业改革的舞台，本身就是很多做文学梦的青年的转型归属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崇高与卑劣，不是一两件事可以说得清的。他们对杂志社的热爱和怨气？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因为蛋糕就那么大，不可能使分配完全绝对的整齐划一。
经济时代给人们的精神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它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人性的上升与下降，环境决定着人们意识上的是非曲直乃至人性的崇高与卑劣，哪怕就算是充满积极向上精神的助推动力的创业团队，也不可能在利益驱动呈现出主导趋向的时代里都完全映照在一派莺歌燕舞、和谐溶溶的气氛中。既然允许人们在公开的场合里表现得充满集体主义情怀，就不能不允许人们同样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碰撞的时候表现出对赤裸裸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痴迷，乃至为了丁点的一己私利而不顾集体的利益。既然在这样一个以个人的积极进取为标志，无处不洋溢着唱响时代激昂主旋律，并由此推动时代进步的充满前无古人的进取精神的国度里，个人的主导作用或是作为人的主导地位达到了空前优越的程度，在彰显个人的创造精神驱动个人利益的大环境下，集体主义被驱赶得退避三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似乎只有这样才更合乎人之所以作为人的本义。用奉献甚至献身的完全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把人们限定在为了某个群体而无怨无悔的奉献牺牲精神的教条式的框框之内，自然也就显得不那么符合被时代赋予的新的“客观规律”了。尤其是，既然时代的拜金主义已经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老少边穷角落，也不可能只有充满文学梦想或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端徘徊的人，哪怕是通过做文学梦的青年而后开始转型为文化人，淮文化人，乃至期刊人，才更具有为了理想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得失。
由此说来，季善扬作为杂志社的主要领导，用利益驱动拉两位青年进入他设定的小圈子的行为，也就不能不影响两位曾经的文学青年，如今同样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碰撞乃至矛盾的时候而身不由己，自然不自然地与作为领导的季善扬同样无法摆脱的利令智昏作用下的别出心裁的举措不谋而合。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季善扬的水到底有多深，但他们却知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乃人之常情。受急于体现自身价值思想的驱使，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的方寸，方寸一旦乱了，他们自然也就无法瞻前顾后。虽然杂志社的机会很多，但与机会相比寻找机会的人也就更多，机会虽然看似平等的，但这也看当机会来临之际寻找机会的人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抓住机会，有时候是机会来了错过了有利时机而使机会一时半会不再光顾，而有时候不免还是有等不急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游东方没有及时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季善扬不但给了，而且是主动送上门来的。这对于急于体现自身价值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身不由己的选择。再说了，游东方也无从寻觅这样的机会，就算真有这样的机会他也决不可能给他们诸如此类的机会，那根本就不符合他的行为操守，这样的机会就算是有，对于像游东方那样的充满理想主义型人格的人，也是不齿于此类机会的，这在他看来无疑属于阴谋，而且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拙劣阴谋，哪怕他是一个攻于心计的人，甚至不乏运筹帷幄的人，但只能说明他凭借的是他的才智和眼光而不是投机取巧，与此类弱智小巫见大巫的阴谋诡计相比，他更欣赏的不是雕虫小技式的阴谋而是阳谋——在公平的阳光照耀下大智大勇式的谋略。
说来，季善扬是事先通过从北京方面的一个不算是太正常的人那里，搞了一个拟建立一个展示销售中心的在他看来十分有价值的信息，而自己苦于不好操作，便约上了两个总是想在企业家周刊一鸣惊人，却苦于无从着手，一旦“机会”来临而饥不择食，毕欲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后快的青年人。当然算是一拍即合。他们通过从北京方面获得“消费信得过铜牌”，利用企业家周刊一度看涨的知名度，就向企业搞起了收钱发牌的名堂。
没想到此事刚刚开始，便被浣城工商局发现，对此进行严肃查处，并为此专门通知来电视台，采访这一非法发牌行为……
季善扬当时用双手捂住电视台媒体人的摄像机，高吼道：“你们通通都给我滚开！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采访，暴光啊？当然，你们如果实在想采访的话，就请你们去采访省委宣传部的显处长好了……”他的意图无非是想用上面管期刊的官员让电视台的媒体人们吓一跳。
更没想到的是电视台的媒体人不但不吃他这一套，反而将他在此间的种种精彩表现当作难得一杂志的猛料。在播发这则期刊的时候，不但把当时季善扬声情并茂的表现全部播发出去，而且还特意将他声色俱厉的讲话“请你们去采访省委宣传部的显处长好了！显处长……去找显处长……”连播数遍。这件事不但给杂志社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显处长很快就被调离期刊处。
所谓的“桃园三结义”就这样形同儿戏一般地散伙了，其他两个人这才看清了他们心目中的二把手，本来指望通过他而一展宏图大志的人，不但不能成就什么事业，虽然看似冠冕堂皇，简直就是长着一只猪脑子。
事发之后，两位年轻人心里都还真的有些七上八下的，因为他们知道游东方与季善扬是老搭档，对于他固然可以捐弃前嫌，游东方对他们也能既往不咎吗？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游东方不但没有对他们有丝毫的另眼相看，更多的是从中找自己的原因：如果他能够给想干点事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他们也许就不能干出这在他看来：形同小孩过家家一样幼稚可笑的事。这只能归咎于身为领导缺少体察下情，在工作中犯有官僚主义错误，才使得意气风发的年青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萌动了急功近利杂念，他至少该负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不仅是他在对此作总结时如是说，表现在行动上，照样对这两位青年人依然像并没有发生过那曾经既令人不愉悦，又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而且还对他们投之以更多的关怀与信任。
两人后来一直在企业家社供职。每当想起当初他们与季善扬那场幼稚可笑的举动，无不还要窃笑他们自己当时怎么能够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