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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是，他先给游东方做出个样子来，让他相信自己忠于职守，即尔，把这个问题郑重其事地上升到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高度，让游东方高烧一把，无非是让他正视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化解之类。他明确告诉游东方，既然我老季已经与你铁了心，就没有必要在乎别人怎么捣鬼。游东方虽然形式上表现出无所畏惧的风度，心里却不能完全无动于衷，虽然他脚正不怕鞋歪，但谁也不能保准就没个一星半点的闪失落在他人手里，尤其是季善扬在机关里就有过“文革遗留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前者，最多说明他有跟风嫌疑并且没有在跟风运动中把握好难以把握的风向，而又有谁能够把握好大趋势下的风向，尤其是在政治大趋势下，在举国政治生活中，到处弥漫着的由领袖意志操纵的政治大气候、大风向呢，后者只能说明他是性情中人的堪称更特殊的“性情中人”。
他的优点至少在于没有机关干部尤其是宣传口干部那么多的冠冕堂皇的装饰，而是敢想敢干，正是游东方了解他，也就怕他给他惹事生非，至于政治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乃至欲望也不无例外地呈几何级数增长，尤其是在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瞠目结舌新变化的时代，就更容易在生活作风上出现这样那样非人所愿的问题。
对于季善扬的生活作风，游东方不能不说总是有些担心，别的还好说，只是怕他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麻烦甚至得不偿失的损失，这无疑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也是具体的人具体对待的难办的问题，更是无法防患于未然的问题，何况这是无法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纯属个人的隐私问题。这就导致游东方对季善扬的了解只能局限于层面上，而不够深入细致，再说了，不管是任何的领导还是同事，也不可能把他人的隐私或心灵隐秘世界都操控于毂掌之中吧。
正值用人之际，游东方还不是在左思右想，而难以寻觅到方方面面都健全的人选，只因为季善扬是一位老同志，虽然智慧平平，但就开拓进取精神来说还是在绝大多数机关人士之上的，否则他也便没有理由选择他成为事业在草创阶段的核心搭档了。
对于许多机关人士来说，大多数者无不有狗眼看人的毛病，虽然当时的游东方已经在期刊圈子里稍有一些名气，但在官场上的人看来，他的名气值不了二两灯油钱。哪怕游东方已经有了一些让人可以称道的所谓成绩，但那在他们眼里最多也就形同一个比较出色的文学青年而已。就此而言，与一些机关人士相比，季善扬倒不能不说有他人所不及的识人慧眼。
季善扬虽然聪明有余，但他那点聪明在游东方看来，无非就像季善扬看他那些曾经的同事们一样。虽然他与游东方的年龄相差甚多，但在大智若愚的游东方心目中最多也就是善于一些雕虫小技而已；他正是充分利用了他表现在公共关系上的他所不善长的“雕虫小技”。虽然对于绝大多数甘于平庸而不显山不露水，每天安于混日子而择机升迁的大多数机关人士来说，季善扬的行为举止既是他们无法效仿也不敢苟同的，游东方恰恰正是觉得这是季善扬较比他人的长处所在，至少他已经具备了让游东方充分利用他长处的基本素养，至于那些自视甚高的人，不但不具备他的素养，他们又岂能与游东方如此另类之人为伍。在他们眼里，游东方与季善扬结交，无非是原本就不入流者与本来就缺少职业操守的乌合之众，同流合污而已。
季善扬先把一些他所知道的据说是有人想要整垮游东方的第一手信息告诉他，而且还为此做了声情并茂的铺垫，诸如：既然我们已经结成同盟，就该同舟共济；既然我们已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该同生死、共患难；就算万一我们被整垮了，也是同一个绳上拴的两只蚂蚱，谁也难脱干系，所以，我除了选择与你一道破釜沉舟、共度危难，只有别无选择地选择与你一道同心协力、支撑起明天、乃至未来的一片蔚蓝的天。
这不由得让游东方为之感动，因为他不但属于典型的文化人而且文人情结凝重，对于在理想与事业征途上能遇到这样的战友他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话虽这样说，但季善扬的生活作风却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对于女人的事他显得更是比别人在行而且也实在不够俭点。为此，游东方也不好深说他，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极度隐私，一旦说深说透，别说交情难以维系，就连友情也难保全，诚如古人所云：劝赌不劝嫖，劝嫖两无交。就算他举重若轻、蜻蜓点水式地从侧面点拨一下，也会让敏感有余的季善扬疑窦顿生，仿佛是游东方又使自己从新背负、承受上了让他早已告别、而根本就不想再承受的由“机关作风”给他带来的那种缺少个性自由、解放的不愉悦感。
季善扬是懂得官场的聪明人，对于想要整垮游东方的那些人，他觉得不过是官场上许多人士的惯常心态，他自然也是在权衡了游东方与他们之间的气势，和他与游东方的事业走向之后，而义无反顾地与游东方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不能不说是识实务者或审时度势的君子所为，如果没有他与游东方一心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义士之举，他们在事业刚刚开始，还没有分享到明显的成功喜悦就被阻拦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小小拦路虎、无名绊脚石吞噬、绊倒，不管是对于游东方还是对于季善扬来说无疑都是人生的莫大耻辱。
季善扬一直在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又在相关部门做期刊管理工作，他是在已过知天命之年才与游东方成为事业上搭档的。说来他最大的特长就是搞摄影，虽然在机关从事宣传工作而且后来又搞管理，但却没有学到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会维护或拓展一些似是而非的关系，这也便决定了他对于人际关系颇有些研究，对于游东方他不但早有耳闻，也更为游东方的文采和办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所折服。
由于在文革时期，他像许多的所谓有志青年一样在所谓的政治原则立场上不但站错了队，也曾经几度被他老人家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想搅得寝食难安、热血沸腾地怀揣一腔报国梦想，没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好必要的分寸，结果就成了主体斗争中的无辜的个体牺牲者，这就不免为他后天的仕途之路设置了无法逾越的无形障碍……
自从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上的成熟使他愈发地感到：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周围所处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都不利于自己继续在机关担搁了，再不择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前途必然是愈益渺茫，特别是由于在不谙时务时的一时冲动，而为自己平添的那个不伦不类、无法抹去的“政治污点”，还时不时地让好事者拿来作为打压自己升迁的筹码，搅得你整天心里总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就算是拖延到退休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的空间是留给你的，幸好自己还算结交了为人和人品都不错的闻天明这样的朋友，如果不是通过他的推荐，你不但不能在仕途不得意之际与游东方结识，也更不能有幸加盟《企业家》周刊的组建工作了。
他们能够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这对于游东方来说无疑是饥不择食，对于季善扬而言却更像是荒不择路。虽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他们却像是正因为不同道却同利，或是目标不尽相同但利益却基本一致，不然他们怎么就能一个饥不择食，一个荒不择路而终归还是在碰撞中激发了火花，而为了求得在相互共谋生存与发展中达成了组合到一起来的共识，哪怕就算今天的组合是为了将来的裂变，在各自的灵魂深处埋藏着无法避免的本质的裂变火焰，一个因为仕途前景暗淡，一个因为事业初创求贤若渴，究其根本原因无不都是为了突破环境压力和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因此，他们除了选择组合之外而别无选择。
针对欲办一张什么样的刊物，季善扬说：“只要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刊物就是好刊物，只要是多来一些猎奇的报料、猛料就会赢得、占有更广泛的市场份额，只要是雅俗共赏的刊物就是好刊物，绝不能像机关刊物那样，只有所谓的高雅，却不得不受制于众多的条条框框，不仅高雅不出个所以然来，干巴巴地没有嚼头的刊物决不会赢得众多读者……
虽然季善扬是从宣传机关中走出来的，却没有多少宣传机关干部的味道，这似乎也无不得益于飞速行进的社会脚步和“异化之光”对于他心灵的折射，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在机关工作多年关系，被那样一种气氛压抑太久，急待释放，如今总算能够在知天命年后放飞理想，并一下子找到了尽情释放的空间，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原来了解的那个看似比常人思维更超前、开化，更前卫，尤其是思想更解放，胆子更大出许多人无数倍的游东方，怎么竟然与实际中的游东方判若两人。
别看游东方也是从机关里走出来的人，而且还不被机关人士视为正统科班出身，但对于办刊而言，他除了在经营方面完全打破了机关刊物的传统僵化模式，在办刊过程中，决不违背党的有关既定期刊政策和大政方针，特别是在大政方针的把握上他给人的感觉，自然不能不说带有更明显的机关口味，尤其是坚决不能脱离党的期刊政策赋予期刊工作者的天职，即：随时随地地把握舆论导向，维护党对期刊工作的严肃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游东方更具备那种表现在骨子里的拍长官意志马屁的“文人遗风”，这也许也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意志品格不够坚决，行为不够彻底带来的一种非他所愿，或介乎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病态人格表现。因为他也不得不是环境的产儿。在既定的历史环境和气候下，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具备令人满意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