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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鸿雁传书后，1973年5月5日，宋庆龄终于向钟兴宝发出了召唤令：“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于是，钟兴宝不待病体痊愈，在接到宋庆龄的这封来信后，一人来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然而，钟兴宝“上当”了，她这一回来了，就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了，而是宋庆龄的命令“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杜述周见到钟兴宝，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落回了原处。
从此，钟兴宝便真的再也没有离开过宋庆龄，直到她1981年与世长辞。
然而，兴宝的病体始终没痊愈，她经常要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于是，兴宝把家乡的那位外甥媳妇介绍到了宋庆龄身边，这就是后来被宋庆龄与邓颖超亲昵地唤做“阿金”的顾金凤。
不过，顾金凤毕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员，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杜述周更是轻易不敢启用。为此，事先他曾亲自出马，两下苏州，来到吴县农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队顾金凤家中，对这位兴宝阿姨亲自介绍与大力推荐的农村妇女进行了现场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丰饶的物产资源、众多的文物古迹、精湛的园林胜景及传统的水城风貌与纯朴的民情风俗而驰名海内外。然而，公务在身，总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的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人间天堂”，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坐在顾金凤的客堂中，围看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着花的顾金凤。
时年三十七岁、膝下有着五个阶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丧夫的顾金凤，以她的纯朴和善和心灵手巧，很快通过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后，把考察所得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一听，当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苏州人，我就喜欢苏州绣娘。粹缜的娘娘（姑母）沈寿就是苏州的一个有名的绣娘，当年她绣的花还被当做礼品，送给慈禧太后，还在世界博览会上得过金奖呢！”
所以，当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考察时，公文包里已带上了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天水写给吴县革委会头头的亲笔信，与当地公社、大队办理调动手续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准确，顾金凤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首肯，并比介绍她进门的舅婆还要先吃上“皇粮”，成为了由机关事务局发放工资的正式职工，而且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后还留在孙中山故居继续工作。
其实，顾金凤吃上“皇粮”，也是有违宋庆龄本意的，因为宋庆龄当时的500多元工资，实在是不够李燕娥、钟兴宝两人的工资及一些日常生活开销的，她只得给国家“增加些负担了”。
家中的生活总算稳定了，但江青集团对宋庆龄的干扰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76年1月，于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国妇女》杂志总算在宋庆龄的强烈抗议下复刊了，但是，试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团的无理干涉，使得宋庆龄义愤填膺，并第一个为他们下了“可怕的四人帮”的定义。
这恐怕是全国发出的第一句对“四人帮”的怒吼声，因为这时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宋庆龄长期以来一直予以密切关注的一份全国性妇女杂志，它创刊于1949年10月，当时，毛泽东曾先后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了词，号召全国妇女“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从那时起，中国妇女杂志社就一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蔡畅、邓颖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3）
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与破坏，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当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部的同志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特赶制了周总理的遗像和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作为插页，以表哀思，却被江青集团强令抽掉了。这怎不使宋庆龄义愤填膺，继而感到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还在继续？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为江青集团下了“四人帮”这个定义，并准确地预测江青集团终将多行不义必自毙：
“是的，我真为邓大姐感到骄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了，好看了。也许现在她认识到生命是不能永恒的。
每个人都在分担她的损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
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北京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你了。有事，仍按原来的方式联系吧。”宋庆龄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团的飞扬跋扈，也“迫切地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见宋庆龄1976年2月24日致爱泼斯坦一信）”，一办完公务，就又准备回上海去了。
为保持北京家中的平安，也为了能及时获得北京的政治动态，宋庆龄要求杜述周常住北京家中，让李燕娥常住上海家中，从而好让她安心工作。经过多年的考察与接触，这时候，宋庆龄已从内心里接受了杜述周，并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因为杜述周已用他的忠诚与敬业，消除了宋庆龄心中的疑窦或偏见。
事实确也如此，自从杜述周接任后，北京家中安定团结，人际关系和谐，再没有发生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令宋庆龄不愉快的事。
1976年是中国发生许多大事的一年，也是使宋庆龄深为悲痛与快乐交集在一起的一年。这一年中，中国失去了三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在杜述周的护卫下，参加了这三位巨人的追悼会，这令她很悲伤；但使宋庆龄快乐的是，江青集团终于在这年的10月毁灭了，兑现了当年宋庆龄对他们的预言。
宋庆龄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笑逐颜开了。
她与保姆们围坐在一起，整整吃了一面盆的大闸蟹，还不顾身上的荨麻疹，喝了一杯葡萄酒；她邀请杜述周一起参加她从小就喜欢的藏蛋游戏；她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国事与外事活动的场合中，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妇女儿童事业方面的文章。
爱泼斯坦在撰写《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时，曾就此作了一个统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宋庆龄年谱》中，1976年和1977年各有1页，但从1978年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中的记录也有5页。”
于是，年逾五十的警卫秘书杜述周也更忙了，他几乎每次都陪护着宋庆龄出席各种接待活动，精心地安排着老太太的衣食住行，确保已需有人搀扶的宋庆龄安全地完成任务。
宋庆龄已把他看做自己最信赖的人之一。
1979年秋天，宋庆龄在北京家中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时，她把杜述周与张钰安排在自己左右手入座；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参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活动时，杜述周就紧站在宋庆龄的身后，随时准备着护救病危中的宋庆龄。更使杜述周高兴的是，1980年元旦，在新年茶话会上，当邓小平与宋庆龄、罗叔章坐在一桌上亲切交谈时，他就站在邓小平与宋庆龄的后面正中间。当时，杜述周穿着一身风纪扣紧锁的中山装，戴着那副戴了几十年的黑边框近视眼镜，甚至还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一个劲地笑着，谁看了这张照片都会被照片中那种欢快的气氛所感染。
这是邓小平自复出后与宋庆龄的第二次见面了。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河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与他的夫人卓琳专程前来拜访宋庆龄。
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了，但看上去面容刚毅。在交谈中，邓小平向德高望重的宋庆龄畅谈了他的改革蓝图，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将起着其他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俩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这时候，靳山旺已结束了在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陕西任西安新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与副厂长，并正利用手中的“职权”，一次次地把厂里刚印成的各类政治书籍往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里寄，送给宋庆龄参考阅读。
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始终保持着书信的联系。
1979年9月里的一天，正是西安临潼石榴收获的季节，这一天，靳山旺终于能公费出差北京了。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时，第一个跳入他脑海的念头，那就是可以趁机探望敬爱的宋庆龄了。那时候，虽说靳山旺担任着一家工厂的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