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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获信后，震惊与愤怒使他拍案而起，他一边当即给上海民政局打去加急电话，命令当时的市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列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
在这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总理发话了，虽说当时上海民政局已直接控制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之流的手中，但慑于总理的威信，上海方面不得不根据总理的特别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但原先墓碑上的宋美龄等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在重新竖立的墓碑上面只简单地剩下了宋庆龄一个人的名字。但此时此刻，宋庆龄也不好再有过多的要求了，不好意思再去惊扰日理万机、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的周总理。
半个月后，沈粹缜从上海专程送来了修复后的宋氏墓地的照片，宋庆龄久久地凝视着今非昔比的祖宗坟墓，如释重负地长长叹着气说道：“祖宗好坏有个地方蹲蹲了。”凄婉之情，溢于言表。
隋学芳他们两人边喝边说，越说越气，气愤与费解使他俩都情不自禁地喝了不少酒。结果，隋学芳因饮酒过量、脑中的毛细血管破裂，当晚倒下，神志不清。
年仅三十八岁的隋学芳居然中风了，被送进医院抢救。数天后，他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但人却爬不起来了：中风后遗症使他半身瘫痪，卧床不起。
消息传来，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管理局另外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
没几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四十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把他叫做Ｓ警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地灼热与疯狂了，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把“打倒”与“万岁”的口号声与像吼叫一般的毛主席语录歌声，没日没夜地往里面灌，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
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坐到了警卫秘书的办公室，派人请来Ｓ警秘。
身穿一套当时最时髦的草绿色军装的Ｓ警秘，面无表情地来到了贴满了毛泽东与林彪图片的警卫秘书办公室，一屁股大大咧咧地就坐在宋庆龄面前，使老太太的眉头不为人注意地皱了皱。
宋庆龄望着面前的Ｓ警秘，目光依然是那么坚定：“Ｓ同志，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了，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与生活，你是不是履行一下你的职责，出去管一管，请他们收敛一些，至少，把嘈杂声减低一些。”
“这是外面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没想到Ｓ警秘竟然两手一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似乎发现自己这样的回答毕竟太生硬了些，所以，他旋即话锋一转补充道，“宋副委员长，这可是一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与组织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呀！”言下之意，他是不敢做出有违“文化大革命”宗旨的事情来的。
“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向Ｓ警秘这么说，心里却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
“那，我就试试去吧。”Ｓ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答应了一句，站了起来。
更使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有人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趁火打劫，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了！
1966年初秋。北京的天依然闷热，不少人似乎都被这异样的高温烤得头脑发昏了。
先是Ｓ警秘“以身作则”，一马当先，以紧跟革命大好形势为由，在家中组织与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开展了“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
这可是全民性的政治学习活动，谁也不能也不敢缺席。
Ｓ警秘很想把宋庆龄也拉下二楼，让她一起参加这些政治活动。
但他终于没敢这么做。
于是，他把目光盯在李燕娥与钟兴宝这两个宋庆龄的贴身女佣身上。他认为只有先从她们俩身上寻到突破口，才能敲山震虎，迫使宋庆龄乖乖屈从。
他先找到了李燕娥。
刚柔相济后院起火（3）
遗憾的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受到了李燕娥一番狠狠的抢白：“学个什么学？我可是夫人，不，首长私人掏钱聘用的，可不是你们公家的人，你管得着吗？发我工资吗？”当Ｓ警秘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体现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态度问题时，李燕娥勃然大怒，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革命？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轮得到你来提醒我？”
Ｓ警秘在李燕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仍不死心，又找到钟兴宝。
然而，钟兴宝早有准备，她根据宋庆龄事先的关照，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不做主的，只听首长的。”
Ｓ警秘只好甩出王牌，引诱道：“兴宝阿姨，只要你肯答应我参加这里的政治学习，我可以马上向上面打申请，把你转正为国家干部。”
但是，钟兴宝依然不为所动，并及时向宋庆龄作了汇报。
钟兴宝的及时汇报，终于使宋庆龄发现家中后院起火的幕后指使者原来是新来不久的Ｓ警秘。
也许是Ｓ警秘受惟恐落后、积极革命、争取“进步”的心态驱使，与宋庆龄毫无感情的Ｓ警秘始终是后院起火的幕后策划与指使者。
在Ｓ警秘明暗交替的胁迫下，宋庆龄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忍受Ｓ警秘带着几个受他蛊惑的工作人员在家中捕风捉影。
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油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就连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Ｓ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这时，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Ｓ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她卧室唱片盒里的那摞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更使宋庆龄伤心失望的，是那几位曾对她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工作人员的翻脸“叛变”。
当时，在宋庆龄身边有两个女秘书，一是英文秘书黎沛华，一是中文秘书刘一庸。黎沛华是宋庆龄从上海带出来的，已跟了宋庆龄好几年；刘一庸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派来的，也已跟随宋庆龄好几年。宋庆龄视她们为亲姐妹，平时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就是一天三餐，宋庆龄都请她们一起在楼上用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Ｓ警秘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她们俩。他借口她俩“家庭出身有问题”、有“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先是阻止了她俩与宋庆龄的密切接近，后是以组织学习批判为名，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了她们俩，要她俩“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最后，他才开口见喉咙，吐出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命令她俩必须与宋庆龄划清界线，展开坚决的阶级斗争。
面对这种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态势，刘一庸害怕了，退却了，动摇了，当有一天宋庆龄要她为她执笔写一篇文章时，这位主要处理中文信件的秘书拒绝了宋庆龄的要求。
这事，可从原中国福利会秘书李云在200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那篇题为《跟随宋庆龄三十年》一文中得到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月或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由宋庆龄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多久，宋庆龄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除）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就没事了……”
可是，宋庆龄的想法太天真了，当时的李云正在承受着造反派的冲击，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中，怎能随心所欲地来去呢？所以，眼见黎沛华与刘一庸相继被迫离开了宋庆龄，而李云又失去自由，在百般无奈中，宋庆龄只好亲笔写信给远在杭州的张钰，召唤张钰尽快回到她身边，继续担任她的秘书。
张钰，1914年出生于杭州，是张宗祥的长女。早在1949年7月，她就接替郑安娜（作家冯亦代的夫人），来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参加了宋庆龄在上海创办和领导的福利会的工作。1964年，张宗祥因病把女儿唤回到自己身边。于是，宋庆龄另请了黎沛华并接受了中福会派来的刘一庸，接替张钰的工作。
在宋庆龄的紧急召唤下，1967年5月，张钰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宋庆龄的身边。宋庆龄见到张钰的第一句话就是：“1964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
这位忠诚能干、精通中英文的一代才女张钰一来到，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