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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节假日您还会主动提出来和夫人去逛商场吗？
刘：现在比较少了，但那曾经是我们两个的一大乐趣。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
傅：我看您在散文里写过这段儿。
刘：对，对。
傅：非常有意思。
刘：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它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
傅：是一种什么心理？
刘：这值得心理学家去探究，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傅：现在去了还是照？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8）
刘：对，现在我也不改，现在我还有这毛病。
傅：您出的书非常多，为了保持自己创作上的集中，您有很多清规戒律，包括不参与人家的饭局，拒绝出席不限时的会议。
刘：不能说人家的会议都不限时，限时的会议，我觉得少我一个，也无碍于他们限时。
傅：记得有一次给您打电话，您跟我说，您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儿是“不可以”。
刘：“不可以”，是这样的，对。
傅：而且觉得这是个人权利最大的一种体现。
刘：对，对，对，对。现在有一些编辑、记者，还有其他一些人，跟我联系感到很惊讶。我很直率，从来没有人这么回答过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我哪天来采访您呀？那我就回答他“不可以”。因为你问的问题，你的句子是“可以”“不可以”，我觉得我回答得非常正常，我告诉他，“不可以”。
傅：您从来没有一种担心，比如说怕得罪对方，怕让对方觉得您不近人情？
刘：我不担心。我没有什么有求于人的。另外，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理解我，我对他也很尊重，因为他要我回答就是“可以”或“不可以”嘛。难道我应该选择别的回答吗？
傅：他希望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可以”。
刘：但是他很尊重我呀，他问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吧？前些天我接了一个电话，说“作协”安排一些作家到杭州的修养地方，叫“创作之家”，去安排休息，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因为他问我，您去不去？那我回答很明确，我不去。
傅：您关注跟您同代的，或者说比您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吗？
刘：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
傅：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刘：有特别喜欢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你说我没有饭局，我有饭局，我有时就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呢。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傅：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您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
刘：为什么要不平衡？我觉得很奇怪。
傅：后辈要超过自己了，心理觉得好像…
刘：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忌妒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告诫自己，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呀。我就要我的后辈超过我，是不是？不超过得了吗？所以，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就是一定要让后辈超过前辈。
傅：如果有这种不平衡，用您刚才的话说，也属于一种心理不卫生。
刘：这种心理疾患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只为他们感到高兴。
傅：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您也是其中的评委，您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刘：“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了，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
傅：文学不能定座次？
刘：对，不能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象是个财会人员。
傅：您好像在现场还聆听过一次授奖演说。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9）
刘：我聆听过1992年沃尔科特的授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也是瑞典文学院请我去的，就是这个评委的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是不是呀？
傅：最初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刘：对文学又说什么，要什么理想化，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是不是？跟过家家儿似的，没想到后来影响这么大，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十八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这也有他自己个人的看法，他们是对一个他们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本身就闹内讧。
傅：记得很多年前，您和一个青年学者在争论当中，曾经提出来说，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您当初这么说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有没有觉着比如说自己有一种名人心态？
刘：我后来得到了高长虹的亲属寄给我的著作，他们对高长虹的一生做了很详细的调查，寄给我很多资料，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他们使我对高长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我原来对高长虹的理解，就是《鲁迅全集》的注解，这也不能怪我，是吧？因为《鲁迅全集》的编注是很权威的，注解当时也不是个人的注解，是政府行为，是组了一个班子来注解，所以我完全是根据那个注解来发表我的言论。现在因为有亲属提供了高长虹的全部资料，还有很多新的见解，许多�